历史上王智量有哪些故事

王智量先生，有名翻译家、作家、小说家，被称为“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有名外文专家。

共同的理想：“这么多年接触俄国文学、接触诗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要把俄国的、外国的诗，这个俄国的诗从内容上忠实内容、同时也忠实于艺术形式的把它介绍给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经验，他言：“外语要学，但是不能学多，最多学两门，学一门能用就够了。为什么呢，学要花时间，用也要花时间。自己一生好多时间都在这上面浪费了。”最遗憾的事情：“非常可惜，最好的二十年，从二十八岁到五十岁，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人家都在那里工作、为祖国劳动、奉献自己的专业，而自己呢，扫马路、扛木头、种地，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那二十年。”

这是上海华东师大一村的一栋普通的住宅楼，狭小的过道、简陋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类普通杂志，它是翻译家王智量的家。王智量一生痴迷于翻译，他当过右派、做过无业游民，却以超常人的坚韧与命运抗争，在漫长的不断遭受磨难的逆境当中，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追求。自己这个人生，这个8字跟自己很有缘，自己1928年生的；1937年底、1938年初就是日本、南京大屠杀前夕，自己从南京逃出去了；1947年、1948年时候自己高中毕了业在后方，自己考上北京大学；1957、1958年的时候自己又当了“右派”；到1977年、1978年，二十年过去了，自己又恢复工作，给自己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自己觉得最好能够再给自己几个8，再让自己活一段时间，自己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王智量出版过的专著、译著和主编书籍达三十余部，翻译的著作主要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屠格涅夫的《前夜》、《贵族之家》、《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他的翻译风格原汁原味、被誉为直译派的代表。

这就是《奥涅金》，自己在1949年自己在哈尔滨学俄语的时候用很少的、一点点生活费在那个秋林公司买到的，当时自己还根本不能读它，但是自己知道这是普希金的代表作，这是俄国文学最主要的作品，这本书是在自己所有的书里面跟我自己最亲近、是自己最珍贵的一本书，我自己看着这个心里就难过。抗日战争的时候，自己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自己喜欢文学、接触文学都是在那里受了些老师们的影响，英国文学、俄国文学还有像美国文学那时候喜欢，自己就都看，俄国文学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当时是从中文看的，看完以后非常感动，自己觉得这个人生啊世界如此之复杂，同时自己就想到要想写出这样的书，必须深入那个犯罪生活、要懂法律。

1947年6月，王智量赶赴上海、南京等地参加招生考试，同时报考北大、复旦等五所知名大学，最后被北京大学录取。到北大以后，在法律系读了两年就解放了，那两年自己也是有收获的。因为北大毕竟是一个学术气氛极浓而且学术思想也很自由的那么一所大学，收获很大。解放以后，法律系的功课都停了，“六法全书”废了，那些民法、刑法没办法教下去了。法律是读不下去了，幸好王智量在进北大以后就开始和几名同学悄悄的自学俄语，而在当时偷偷学俄语是有风险的，会被认为是共产党，要被抓坐牢的。刚巧这个时候，地下党在组织一批北大的学生要送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要送那儿去培养将来新中国的外交官，自己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对外语有兴趣，而且对俄国文学有兴趣，他们就来问自己，自己说我愿意去。

1949年2月底，王智量和三十多名北大的同学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被称为铁皮闷罐的车里，累了躺在一堆稻草上睡一会儿，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到达哈尔滨。

我们到了哈尔滨，进那个学校，觉得这一切都这么新鲜，那时候有个俄国公司叫秋林公司，现在好像还有的。那时候学校里每个月发给我们一点点零花钱，自己就拿那点零花钱到秋林公司买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当时还完全不能读的情况下买了，后来一点点、一句一句能够懂一点了，可以说这本书也是自己学俄语的一个启蒙的教材，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可惜就是自己到大概同年的8月吧，自己的一条左腿犯关节炎犯得很厉害，那里很冷很冷，我们去那里穿这么厚的军队的棉大衣，我们都吃供给制、都按照解放军的管理，到后来那条腿不好动，学校里说你就、决定把自己送回北大。后来自己回来以后，刚巧北大的西语系里就设立了俄语组，自己马上就转到俄语组，俄语组很快就成立了俄语系，自己就成了北大俄语系的第一届的学生。

1952年，王智量因为学习优秀、表现突出提前一年毕业，直接留校做助教教俄语。大概从1951年、1952年开始自己就把在哈尔滨买的这本《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就自己读，不会，自己就问自己这些老师们，那些俄语教师他们旧俄的文化基础修养很深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有些部分也能够背的，他们给自己讲，自己大概到1953年、1954年的时候，《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自己能够背。在同学里面、在同事里面，也可以说在中国当时那个文学和语言的环境里面的确是比较少见的，背、自己就反复地背，通过背这本书，对自己的俄语学习提高很多很多，对俄国文学的修养也提高很多。

1956年，王智量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自己调到文学研究所了，在跟何其芳先生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就很吃惊，他说这本书你能够背，他说我们中国有几个人能背，他说你能背、你就把它翻译出来。他说四川话，自己记得他的口音，他说、胆子放大，在他的鼓励下、同时再加上俄语系的老师他们的帮助下，自己就从1956年开始翻译、悄悄地翻译，自己一点一点地做。1957年，当王智量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进行到第二章的时候，一场厄运骤然降临，整风运动让一批学术专家蒙冤，王智量也未能幸免。自己这个“右派”是1958年补上的，1957年还不是，到1958年说“右派”不够，自己又补上去，补上去以后，自己在1958年的5月，那时候就所谓妻离子散了，自己把自己的父母亲和两个孩子送到上海交给自己的哥哥，妻子也走了，自己就到了河北省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就是西柏坡村所在的县，到那里去劳动改造。第二天就要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了，非常偶然的，自己到厕所就碰见何其芳。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全世界都认为是人民公敌的这么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跟你说话，连扫地的工友都不理睬你，这个情况下。而他在厕所里面没有人的情况下，他跟自己讲了一句话，用他的四川话讲，《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你想想看，所以后来在很多回忆他的文章里面自己也回忆到这段，自己觉得对他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他作为文学所的所长、“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自己又是个被划办“右派”的人，而自己的罪名之一就是“白专道路”。他在没有人的情况下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搞完。所以自己在自己临下乡的前一天晚上把已经捆好的行李打开，把从哈尔滨买的那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带上，把自己以前翻译过的一点译稿也带上，然后有空自己就翻译，白天劳动、晚上翻译。没有纸，自己就把人家抽过的香烟盒拾来、撕开，这里面就可以写一节诗；再没有纸，自己就把老乡王良大伯给自己的、自己住在牛圈旁边 墙上很湿，他帮自己糊一点破的报纸，自己就把报纸的边撕下来，就这样《奥涅金》就这样一点一点翻译的。在小米峪翻译，后来调到另外的村子叫南古月、翻译。

王智量一边服从监督、老实劳动、认真改造；一边悄悄地翻译《奥涅金》，每晚他都会在煤油灯下一节节细读诗句，心中一字一句斟酌。1959年底，国家有个正式的文件下来，“右派”改造好的就要摘帽了，结果自己当时他们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摘帽，甚至帮自己把文学所下一步恢复工作以后的课题都安排好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结果没有能摘帽怎么样呢，到1959年底，就把自己又从北京调走了，就是离开科学院，就是认为这个人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造，把自己和另外三个人还是四个人一同调到甘肃。

最开始让他们住在甘肃省委宣传部招待所里面，那时过阴历年，给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等待分配，结果我们就在招待所住了一、两个月以后，这几个人就分别分配在几个不同的学校，自己就到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当时下面有一个杂志叫做《工农文艺》，就把自己放在《工农文艺》编辑部，但是《工农文艺》编辑部是一个党性和政治要求非常高的，而自己这么一个“右派”，他们只是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需要这么一个人，自己去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工农文艺》编辑部里面给人家做工、打杂。1960年，王智量被派往甘肃省定西县重灾区支援春耕，在工作期间，他仍在继续着《奥涅金》的翻译工作，后来由于关节炎复发被送回兰州，几经周折才被送往医院治疗。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干部人员大精减，凡是没有什么用或者怎么样的人就是尽可能送到农村去，而且要脱离干部编制，结果他们就决定让自己脱离干部编制，送到甘南藏族自治州，送到那儿去，一切手续好像都办好了。结果同编辑部的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美术编辑，他的名字自己都忘了，非常诚恳的悄悄地告诉自己，不能去啊。他说，那是少数民族地区，你又是个有问题的人，又没有干部编制，你又有病，去了不说别的，饿也要把你饿死，打也要把你打死。自己说，我不去怎么办呢，他说、你的家，你的父亲母亲、孩子，哥哥嫂嫂不是都在上海吗，你要求到上海，自己说、这简直不可能的。后来他们开批斗会的时候自己提出这个要求，他们批斗不同意，他们说着什么话呢，他们说上海，上海这个地方你配去，我们都想去，我们去得了吗，你这种人还配到上海，但是、自己当时就坚持一条，也是那个年轻人指点自己的，中央对“右派”的处理有六条，第一条什么、第二条什么、第三条什么，第六条是如果不接受党和人民的处理可以脱离公职、自谋生路，也就是说国家不管你了，那么自己就根据这一条，自己说我要自谋生路。

王智量随即就离开会场、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甘肃省委宣传部人事处，在王智量的执意要求下，人事处最终同意了他的离职请求。

当天晚上，自己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人事室，那个人事员姓王、自己还记得，自己去、要拿一个证明，离开要拿一个证明，离职要证明的。自己去拿这个证明的时候，自己一看这个证明自己傻了眼了，他给了自己一个什么证明呢，我一个人从兰州回到上海，他写王智量系“右派分子”，本人坚决要求脱离革命，我们同意他回上海治病，病好以后由当地政府押往适当地点继续劳动改造，他给自己写这么一个证明，自己拿着这个证明自己到了上海自己怎么做人啊，当时也就是说自己这个人已经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了，什么也不顾，也不害怕，自己就把这个证明贴在手上，往人事干部的桌上一拍，而且自己嘴里还说，我不走了，你们要我死啊，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那时候人到了这种程度，脑子热了、什么也不顾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人事室的门推开了，谁进来了，那个韩总编进来了，韩总编的办公室就在人事室的隔壁，他听见这边吵闹，一听到是自己。这个韩总编进来以后，他说，王智量你来报到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嘛，你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他这个时候一说，自己就没话说了，自己一看他来态度那么好，接下来他就讲，你回宿舍去，等着，一会儿我叫人来叫你。结果自己回到宿舍去，过了一、两个钟头，他叫人来叫自己去，给自己重新写了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