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耶妮（15岁）
在卡耶妮10岁时拍摄的一段家庭录像中，她身材精瘦，斗志昂扬，奔跑在足球场上，她68磅[1]重的身体正为面前的足球全力以赴。她的红色马尾辫不停摆动，在和其他球员集合时，她脸上的汗水总是闪着光芒。她一刻也不停歇，进了球时，她会把手臂举过头顶，为自己感到自豪。她骄傲地对父母笑了笑，然后就位，准备投入下一回合。
她愿意探索世界，这一点让她的父母很开心。第一天她穿得像一个肚皮舞演员，第二天又打扮得像一个宇航员。她喜欢大人和小孩，喜欢男孩和女孩，喜欢狗和麻雀。作为一个绝对的“民主派人士”，卡耶妮尊重每一个人，也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被激怒时，她会向整个世界发起挑战。她曾经和一个说女孩不能踢足球的男孩打架，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在一次湖边的学校野餐期间，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孩往一只小乌龟身上砸石头，她把这个男孩扔进了湖里。她威胁说要教训那些使用种族歧视语言或欺负同龄人的孩子。因为卡耶妮善于为自己发声、关心正义，她的老师预测她将来会去法学院读书。
在小学时，卡耶妮并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外表。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时，她才会站上体重秤，并且对自己身高和体重的增加感到满意。她通常穿着牛仔裤和T恤，除非被迫要打扮一下。她母亲不得不央求她去买新衣服，提醒她梳头。
她每天和她最好的朋友切尔茜步行上学。她和切尔茜一起骑自行车，在同一个球队打球，互相帮忙做家务。她们什么都谈——父母、学校、运动，还有她们的宠物。她们互相分享自己的梦想。切尔茜想当飞行员，卡耶妮想当医生。她们想象了很多细节丰富的经历，比如切尔茜会用飞机送卡耶妮到阿拉斯加的偏远村庄去接生，或者为一个渔夫做截肢手术。
卡耶妮喜欢学校。她的成绩很好，她也喜欢各种课外项目，尤其是科学项目。她是学校“目的地想象力小组”的队长，这个小组以有趣和创新的方式学习科学和技术。班里的大多数孩子她从幼儿园起就认识，她和他们一起玩球，去他们的家里参加生日聚会。
卡耶妮和父母相处得很好。她的姐姐马拉与她相比是个脾气坏、不听话的孩子。马拉正处在青春期，常常偷偷溜出去和朋友一起喝酒。当马拉大喊大叫或让父母担心时，卡耶妮为她的父母感到难过，并且承诺自己永远不会那样做。
当然，卡耶妮并不完美。她讨厌打扫自己的房间，常常在教堂里坐立不安。比起水果和蔬菜，她更喜欢垃圾食品。一年里大约有两次，卡耶妮会出现一整天脾气暴躁、郁郁寡欢的状况，但大部分时间她很随和。她糟糕的日子非常少见，以至于已经成为像土拨鼠日一样的重大事件。卡耶妮的父母开始将她作为他们的情感中心，他们开玩笑地称她为“快乐源泉”。
12岁时，卡耶妮迎来了月经初潮。她的身体迅速生长，变得有点儿笨拙和难以捉摸。她的体重增加了，尤其体现在臀部。她还长了粉刺。卡耶妮从她的社区学校升入了有2000名学生的初中。第一天她很紧张，因为听说有个七年级学生脑袋被人按进了马桶，还有男生会弹女生的胸罩带。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但是，她回到家时，还是会为一些男孩嘲笑她，并且其他女孩都化妆、穿昂贵的衣服而感到不安。她因为穿便宜牛仔裤而被指指点点，甚至切尔茜也恳求她取消周末的足球训练，陪她去商场。
卡耶妮变得安静了，也不再那么精力充沛了。她第一次需要被哄着和家人待在一起。她不再想要父母的拥抱，并且会在他们走近时推开他们。她很少开怀大笑或主动和他们说话了。
她的父母对此有所预期。当卡耶妮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表时，他们很难过，但他们知道这是“正常的”。卡耶妮放弃了踢足球，成绩下降，甚至包括科学课——她现在觉得这门课十分晦涩无聊。这些让卡耶妮的父母更加心烦意乱。
与此同时，切尔茜的父母离婚了，切尔茜陷入了一个疯狂的小群体。她邀请卡耶妮一同加入，并在她犹豫时称她“懦夫”。最终，卡耶妮也成为这个小群体中的一员。卡耶妮的父母怀疑这群孩子可能在一起喝酒或吸毒，他们鼓励卡耶妮和其他女孩来往，但卡耶妮经常抱怨女孩之间的小团体。他们试图引导卡耶妮参加体育活动和学校活动，但她觉得这些活动是为书呆子准备的。
我是在卡耶妮九年级那年的冬天和她见面的，我相信卡耶妮和她的父母需要帮助。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卡耶妮穿着一件T恤在她父母中间来回走，上面写着：“如果你不喜欢吵闹的音乐，那说明你太老了。”她的身体姿势向我暗示：“我的父母可以强迫我来这里，但没有人可以强迫我说话。”当我递给她一杯苏打水时，她转了转眼睛说：“我兴奋起来了。”
她母亲说：“卡耶妮表现得好像对我们过敏一样，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
她父亲谈到了她的成绩、她的朋友、她感染的疱疹，还有她的抑郁症，但最令他悲伤的是他们之间失去了亲密感。卡耶妮曾经和他们很亲近，有很多共同的乐趣。现在，她不再是他们的“快乐源泉”了——她糟糕的日子比她开心的日子多。他甚至觉得卡耶妮的姐姐马拉比卡耶妮更容易应对——至少马拉没有染上性病。他在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后问道：“卡耶妮需要住院吗？还是她的表现对15岁的孩子来说都算正常？”我心想，这个问题问得好。
后来，我单独见了卡耶妮。她红色卷发下的蓝眼睛冷冰冰的。她怒视着我，几乎是在表示“谅你也不敢逼我开口”。我感觉到，虽然她表面上愤怒而孤僻，但她的内心是痛苦的。我在寻找切入点。
终于，卡耶妮问道：“精神病学家分析梦吗？”
“你有想被分析的梦吗？”
卡耶妮告诉我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她睡在楼上的卧室里，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她知道是谁来了。脚步声越来越响，她惊恐地听着。一位老人牵着一只山羊走进了她的房间，他有一把锋利的长刀。卡耶妮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开始割她的脚趾，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喂山羊。每次在他割到她的膝盖时，她就惊醒了，浑身是汗，心跳加速。这之后，她会很害怕再次入睡，因为害怕那个人会回来。
她讲完后，我问她觉得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她说：“这意味着我害怕被人剁碎，被生吞活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耶妮说话断断续续，几乎是用密码和我交谈。有时她说话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见。她在初中时非常不快乐，想念她之前的学校。她想念她的姐姐马拉，她姐姐当时在上大学。虽然她确信是她的父母改变了（而不是她自己），但卡耶妮想念她与父母曾经的亲密关系。
卡耶妮的举止很谨慎，言语也很简略，但她还是坚持来接受治疗。她讨厌自己的长相。她觉得她的发色太亮了，臀部和大腿太松弛了。她试图减肥，但没有成功。她染了头发，但头发后来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紫色，并且发质干枯。她觉得每个女孩都比她漂亮。“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就是一个丑女。”她说。她和老朋友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
我们谈到了她班上那些取笑她穿着的女孩，还有那些让她很难受的男孩。一切都难以预测——这一周她感觉还算舒服，可以接受，下一周她就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她把秘密告诉了她的朋友，结果这些秘密传遍了整个学校。她今天还在某个小团体里，第二天就被排除在外。有些男孩叫她“蠢货”，有时他们又会来挑逗她。
她感受到了吸毒和酗酒的压力。“我在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天使，”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抽烟或喝酒，但突然间，酒精无处不在。即使是‘选择说不’社团[2]的主席也总是喝得烂醉。”
学校是卡耶妮曾经的乐趣之所，现在却变成了一种折磨。卡耶妮抱怨说：“学校就只是政府用来看管孩子的地方。”我们谈到了她父母的规定。在她被诊断出疱疹后，这些规定变得更加严格了。她对这些规定的反抗却出人意料的软弱。她对父母感到矛盾：一方面，她为与父母之间的所有争吵感到内疚；另一方面，她责怪他们不理解她所承受的压力，也不能保护她。
我建议她每天写下三件令她感到自豪的事情。我请她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她的优点。她写道，她为自己修剪草坪、洗碗、和祖母一起去教堂感到自豪。至于优点，她说她喜欢自己的肚脐和脚。当我追问她人格特征方面的优点时，她说她喜欢自己的勇气和直率。至少，她还记得自己曾经勇敢率真的样子。
有一次，卡耶妮穿着运动服，鼻子因为重感冒而发红。她告诉我，切尔茜担心自己怀孕了。切尔西的月经超时没来，并且早孕测试的结果呈阳性。我们对女孩怀孕、少女妈妈和避孕措施等话题进行了大致的讨论。卡耶妮很乐意讨论朋友的性行为，但她对自己的性行为只字不提。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卡耶妮说切尔茜没有怀孕，并且切尔茜决定在16岁之前都不再发生性行为。她和切尔茜去看电影，以庆祝切尔茜的决定。我们谈到了《风情妈咪俏女儿》这部电影，她们都看过。电影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与一个她几乎不认识的男人发生了露骨的性行为。我问卡耶妮她怎么看待这样的事。她说：“它就只是反映了事情原本的样子。”
当我告诉卡耶妮我在芝加哥一家酒店的房间里看到的MTV视频时，她耸了耸肩。我被那些满含性意味的歌词和场景震惊了。在第一个视频中，大张着嘴巴呻吟的女性在男歌手周围扭动。在第二段视频中，四名眼睛空洞的女子穿着低胸连衣裙和黑色长靴在旋转。男歌手如果没有一群“MV舞女”随行，似乎就不完整。
我们还讨论了电影《沉默的羔羊》。令我感到惊愕的是，她坚持向我描述那些被剥皮的女人和渗出黏液的身体器官。使我感到不安的暴力对她都毫无影响。事实上，卡耶妮对自己能够观看逼真的恐怖场景而感到自豪——这证明她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尽管我们对媒体的反应不同，但这次谈话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外貌歧视、性别歧视、社会文化中对男性和女性的成见，以及电影中普遍存在的暴力和随意性行为。
最后，卡耶妮愿意开始谈论她的性经验了，一开始是试探性的，后来更加放松。她拿学校性教育电影里的胚胎和看起来像蝌蚪的卡通精子开玩笑。她说她的父母告诉她要等到高中毕业后，和她爱的人在一起时再进行性行为。
我问：“你的经历和你父母告诉你的相符吗？”
卡耶妮睁大眼睛看着我，说：“我父母对性一无所知。”
她把卷曲的刘海往后推了推道：“在七年级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性疯狂。周围的同龄人不停地问我是不是已经做了、是不是想要上床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男生会在走廊里抓我。我很震惊，但我没有表现出来。后来我就习惯了。”
在卡耶妮八年级的时候，她想要进行性行为。她的朋友说这会很有趣，他们还取笑她是处女。但是她很害怕——她想知道这会不会非常痛，她会不会得艾滋病或者怀孕，或者那个男孩会不会不再尊重她。她说她知道，“想要做爱的男孩只是性欲旺盛，而想要做爱的女孩就是‘荡妇’”。九年级前的那个夏天，她和切尔茜参加了一个没有成人监督的派对。她在“目的地想象力小组”认识的一个男生蒂姆也去了。蒂姆在六年级时天真而单纯。现在，他是一名高二学生，用发带把长发固定在脑后，有一种尖刻的幽默感。
蒂姆的朋友邀请了十个女孩和九个男孩。他打开父母的酒柜，为女孩倒上肉桂杜松子酒，为男孩倒上苏格兰威士忌。卡耶妮讨厌杜松子酒像咳嗽糖浆一样的味道，但因为紧张，她一饮而尽。蒂姆走过来坐在卡耶妮旁边。他夸她的衬衫好看，还拿派对上所有的书呆子开起了玩笑。他又倒了一杯酒。蒂姆的朋友放了一张“赶时髦”乐队的专辑，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了。
卡耶妮既紧张又兴奋。蒂姆搂着她，在她的前额上吻了一下。他们耳语了一会儿，然后亲热起来。所有其他的孩子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有些人已经去了别的房间。
“我知道这就是那个重要的夜晚了，”卡耶妮轻声说，“我对事情发生的速度感到惊讶。我们在派对的第一个小时就发生关系了。”
那天晚上之后，卡耶妮和蒂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一直互相打电话。他们谈论学校、音乐和电影——从不谈论性。他们住在城市的不同地方，不知道如何见面。有两次，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但都以失败告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都对自己学校里的其他人产生了兴趣，然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我问她现在对蒂姆感觉如何。卡耶妮揉了揉额头：“我其实希望他能更浪漫一些。”
卡耶妮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她有一个相当快乐的童年。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让她不知所措，至少暂时是这样。她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她放弃了运动，放弃了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当她从相对受保护的小学阶段进入到中学更复杂的世界时，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开始变动，她要对酒精和性等成人问题做出决定。和蒂姆做爱后，她感染了疱疹。
第一次接待卡耶妮这样的女孩时，我自己也感到迷惘。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男性心理学家的教育的。当时除了卡罗尔·吉利根的著作，几乎所有关于青少年的理论著作都是由主要研究男孩的男性撰写的。
我发现女孩总是纠结于复杂而紧张的关系。她们会感受到对一个人的义务、怨恨、爱、愤怒、亲近、疏远，所有这些情绪都是同时对同一个人产生的。性、恋爱和亲密关系混杂在一起，它们需要区分。我的来访者的症状似乎与她们的年龄和共同的经历有关。一些特定的主题，如过度关注体重、害怕被拒绝、追求完美，似乎植根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期望，而不是每个女孩所独有的“病态”。女孩纠结于混杂的信息：要美丽，但外表的美丽又太肤浅；要性感，但又不能过于撩人；要诚实，但不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要独立，但同时又要友善；要聪明，但不能过于聪明以至于让男生感到威胁。
接受治疗的青春期女孩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受到的教育和我所拥有的临床心理治疗经验并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我顽固地尝试传统的心理疗法，它们丝毫不起作用。女孩们放弃了治疗，更糟的是，她们顺从地走进来，愿意和我聊天，最后却毫无效果。我对处于青春期的来访者想了很多。我想把她们的问题概念化，从而带领她们采取积极的行动，我试着把她们表面的行为和内心深处的挣扎联系起来。我从爱丽丝·米勒的著作中得到了帮助。
米勒专门研究完整性的丧失。在《与原生家庭和解》一书中，她描述了她的一些病人如何在童年早期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她认为她的病人虽然还是小孩子，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坚持真实和坦诚的自我，还是被爱。如果他们选择了坚持完整的自我，就会被父母抛弃；如果他们选择了被爱，就放弃了真正的自我。
米勒病人的父母告诉孩子，只有很小范围内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孩子与父母不能容忍的事相隔绝——如果愤怒是不能被容忍的，孩子们就表现得好像他们感受不到任何愤怒；如果不允许孩子们有与性相关的感觉，他们就表现得好像没有性冲动一样。作为儿童，米勒的病人选择了父母的认可，经历了真实自我的丧失。他们不再表达父母无法接受的感受，也不再做出不可接受的行为，至少在成年人面前是这样。他们不再分享未经认可的想法，那些大人不能接受的部分被他们藏匿起来，最终因缺乏关注而枯萎；或者，他们会将大人不可接受的部分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米勒认为，当真实的自我被否定时，虚假的自我就被提升了。如果他人表示满意，虚假的自我就会感到被认可，这个人就会暂时感到快乐。在虚假自我的控制下，所有的认可都来自这个人的外部；如果虚假的自我无法得到认可，这个人就会崩溃。
真实自我的丧失带来的创伤非常深刻，以至于米勒的病人压抑了它。她们模糊地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感受到一种空虚感和背叛感。当受到表扬时，她们就会感到开心；当受到忽视或批评时，她们就会感到沮丧，非常脆弱，缺乏方向感。她们就像没有龙骨的帆船，她们的自我价值随着风向摇摆。
米勒将有着虚假自我的成年人与以诚实的方式体验所有感受的、有着真实自我的成年人进行了对比。真实的成年人接受自己，而不是等待别人来接受他们——她把这种状态称为心理健康的“活力”。她对抗精神疾病的武器是“发现并在情绪上接受每个人的真实自我”。她鼓励病人重新认识她们儿时发生的事情，为这些事情感到悲伤，并最终接受这些经历。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真实的成年人。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上，虚假自我的创造既可以是正面的——促进孩子完成基本的社会化演变，也可以是负面的——对孩子的虐待。它存在于所有的家庭：所有的父母都会接受和拒绝孩子的一些行为，并教孩子牺牲一些自我的完整性来获得社会的接受。但即使是最专制的父母，通常也无法完全摧毁孩子的真实自我。
米勒在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写作，但米勒著作中有一点超越了时间限制，并且十分重要，那就是她对自我分裂过程的描述——她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一个人如何分裂为虚假与真实的自我，并记录了这种分裂所造成的伤害。此外，她还描述了找回真实自我的治疗过程。
类似于米勒所描述的分裂过程会发生在青春期早期的女孩身上。在米勒看来，父母是造成童年早期自我分裂的原因；而在我看来，正是社会文化促使青春期的女孩分裂为真实的和虚假的自我。
通常情况下，父母都在努力挽救女儿的真实自我。父母鼓励女儿保持儿时的兴趣，并与她们就早期性行为、化妆、饮食和约会等问题进行争论。他们鼓励女儿参加体育、数学和科学课程。他们抗拒社会文化将女儿定义为消费者或性对象；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为了受欢迎而出卖灵魂；他们为了保持女儿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而努力。
进入更广阔的文化环境后，女孩更关心的是朋友而不是父母的想法。她们将明星而非父母理想中的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由于女孩的发育进入新的阶段，父母的影响变得有限。例如，卡耶妮几乎不和父母说话，他们一说话，就开始争吵。正如卡耶妮的母亲所说：“我问她一个问题，就像向烟花店扔了一颗手榴弹。”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巨大的社会文化压力迫使女孩分裂出虚假的自我——这种压力来自广告、电视、音乐和同龄人。女孩可以冒着被同伴抛弃的风险做真实的自己，也可以拒绝真实的自己，被社会所接受。在他人面前，大多数女孩会变成她们“应该”成为的人。
所谓真实性，就是“承认拥有”所有的经历，包括社会不能接受的情感和思想。女孩因为她们“不承认”自己而失去自信。当她们停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时，她们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
卡耶妮就是否认真实自我的一个例证。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从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变成了一个缩小版的、不快乐的自己。她梦见自己被切成碎片喂山羊，这强烈地反映出她完整性的丧失。我在20世纪90年代接触过的许多女孩都声称自己有过类似卡耶妮的梦境，她们梦到自己溺水、瘫痪、被困在流沙中。一个常见的梦是被攻击，她们无法尖叫或以任何方式反击。而攻击者多种多样：男人、同学、昆虫或蛇。梦的重要元素是攻击、麻痹和即将来临的自我毁灭。
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卡耶妮的虚假自我开始运作。当她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就是一个丑女”时，她甚至已经接受了社会文化仅仅根据外表来定义自己的正当性。早些时候，她曾努力拯救一只小乌龟，捍卫自己的理想，但现在，即使她的身体受到威胁，她也不再抗议。
当卡耶妮开始以虚假的自我生活时，她就失去了自信、内心的平静和自我的直接表达。她的父母鼓励她忠于自己，她却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她表面的行为和内心的感情不相一致，她的行为不再服务于她的真实需要，她的决定不再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对同辈压力的反应。卡耶妮偏离了航线，注意力不再集中。她放弃了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
卡耶妮的经历是20世纪90年代所有女孩共有的，即严格的女性角色训练。在青春期早期，人们期望女孩为了得到社会的接纳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把自己的灵魂缩小到符合社会期望的小尺寸。女性的准则是：要有魅力，要有淑女风范，要无私奉献，要搞好人际关系，要能干而不抱怨。
女孩学会了友善而不是坦率。卡耶妮告诉我：“对一个女孩最糟糕的惩罚就是叫她‘荡妇’。不管是谁，都会因此永远沉默。”她继续说：“如果我哪天过得很糟糕，老师和朋友便会告诉我要保持微笑，但我从没听到他们这样对男生说过。”
女孩要遵守的准则复杂含混，情况对她们不利，但她们很快就明白，这是唯一的游戏规则。一位正在上高中的来访者回忆说，她上七年级的时候，非常希望有人能明确告诉她外界对她的期望。她说：“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我要正确地参与游戏是很难的。”
虽然对女性的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表述，但违反这些规范的惩罚却是严厉的。说话直率的女孩会被贴上“婊子”的标签，没有吸引力的女孩会遭到嘲笑。软色情和硬色情影像制品中的视觉形象，打擦边球的歌词，对女孩的随意评论、批评、戏弄和笑话强化了这些规则。
我在大学教过的许多年轻女孩仍记得她们当时的选择——在课堂上保持安静，而不是冒被大家说自己“争强显胜”的风险而主动发言；节食，而不是饿了就吃东西；和“正确的”玩伴而不是她们真正喜欢的女孩出去玩；努力保持优雅美丽，而不是享受乐趣。一个女孩说：“为了变得美丽，你必须先遭受痛苦。”但通常情况下，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女孩从不说出自己经受的创伤。
20世纪90年代的青春期女孩所抗争的问题在文化中很少被讨论。现有的语言与她们的真实经历不相符——她们的反抗被称为“行为不良”，她们受挫后的沮丧被称为“尖酸刻薄”，她们的退缩被称为“抑郁”，她们的绝望被标记为“激素过剩”的结果。由于合适语言的缺失，许多为自我而战的战役没有任何来自前线的报告，而女孩不断经历着这些战役的输输赢赢。
有许多不同的经历使女孩放弃了她们真正的自我。在青春期早期，女孩认识到外表在社会接纳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魅力是女孩成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特洛伊城的海伦并不是因为自己努力工作而使一千艘战船投入战争；罗密欧也并不是因为朱丽叶的数学能力优秀而爱她。
1888年出版的《女性健康指南》（The Ladies’ Guide to Health）中写道，男孩冬天穿羊毛裤子、夹克和毛衣，而女孩却穿着丝绸和蕾丝——这些东西优雅地从她们的肩膀上滑落，露出她们的胳膊。作者对死于白喉和肺炎的女孩表示惋惜。
20世纪90年代的青少年杂志是女孩接受外貌歧视培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我的女儿萨拉病了，我想给她买些消遣读物。去药店买抗生素时，我翻阅了那些杂志，那些模特看起来都有6英尺[3]高，都患有厌食症，她们的妆容、时尚的穿着和身材被突出表现。人们鼓励女孩花钱、节食、锻炼，以形成能吸引男孩的外貌。显然，吸引男孩是生活的唯一目的，因为杂志上没有任何关于职业、爱好、政治或学业追求的文章。我找不到一个不宣扬以下这一信息的人——“不用担心你的感受或表现，你只需担心你的外表”。
女孩成长在男性拥有最大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厌女文化中。女孩所读的西方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男性生活的记录。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戴尔·斯彭德所言，“女性的成就被扔进了失物招领处”。随着女孩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她们越来越意识到历史就是男人的历史。历史是“他”的故事，是“男人”的故事，而非“人”的故事。
我是在阅读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和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时发现这一点的。这两本书都是关于战争和财产分配的历史。女性的生活被忽视，除非她们影响了男性的生活。萨拉对高中历史课本也有同样的看法：“这类书太无聊了，就是一群国王和将军互相厮杀。女人和孩子到底在干什么？”
美国宪法最初只赋予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而不是所有美国人）投票权，并且到现在为止仍未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这就是美国女孩走进的文化环境。她们进入了历史文献宣扬人权的文化，而女性的声音却一直被压制，并且这种压制目前仍在持续。
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上初中时，就感觉到了自己权力的不足，她们通常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她们发现大多数国会议员、校长、银行家和公司高管是男性，她们注意到大多数著名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是男性，但她们并不关注政治——她们的抱怨是个人化的。
女孩对性别和权力问题的看法取决于她们被问及这些问题的方式。当我问我的来访者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时，大多数人说不是——对她们来说，“女性主义”是一个贬义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但如果我问她们是否认为男性和女性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她们则会说“是的”。当我问她们的学校是否存在性别歧视时，她们很可能会说“没有”。但如果我问她们是否在学校里受到过性骚扰，她们会说“受到过”，还会详细向我讲述。如果我问她们在学校学习的大部分材料是谁写的，她们只知道是男性写的。如果我问谁更有可能成为校长，她们会说出一个男性的名字。
我鼓励处于青春期的来访者给我举出歧视的例子。一个女孩注意到在科罗拉多州，为了纪念男性，山脉都是以这些男性的姓来命名的。她拿来一张地图，指出亚当斯山、奥杜邦山、巴布科克峰、爱德华兹山、加菲尔德山、希利亚德峰和斯奈费尔斯山。少数为纪念女性而命名的自然景观，用的却是这些女性的名，如艾丽斯山、艾玛山、伊娃山、埃玛琳湖、阿格尼丝湖、玛吉峡谷和弗洛拉山。
我还记得我与厌恶女性的作家之间的矛盾。我喜欢托尔斯泰，但当我读到《克鲁采奏鸣曲》时，我意识到他讨厌女性。后来我读叔本华、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时也有同样的感受。萨拉在哲学课上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天晚上，她大声读了一段，之后说：“这家伙不尊重女性。”我想知道，世世代代被认为是最聪明的男性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厌恶女性，这对萨拉来说意味着什么。
让女孩接触到更多女性作家是很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改变媒体描绘女性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读托尔斯泰的女孩并不多，但她们几乎都看电视。在屏幕上，她们看到的女性形象通常衣不蔽体、神志不清，被思维敏捷、衣着整齐的男性所拯救。我让许多来访者研究女性在电视上的形象。我们讨论了她们的观察结果，我问：“这些结果告诉了你关于女性角色的什么信息？”
“男性角色通常是医生和科学家，他们为这些产品背书，”卡耶妮指出，“女性身体被用来宣传与女性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的产品——轮胎、拖拉机、酒类和枪支等。”
她还注意到，电视上几乎从未出现过年老、肥胖或相貌平平的女性；而且，即使一个女人是医生或学者，她看上去也像《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兔女郎。许多电影情节与女性被男性强奸、殴打、追逐或恐吓有关；性爱场景经常伴有恐怖的音乐，而暴力场景则伴有性感的音乐，性和暴力被混杂在一起。
另一位来访者讨厌老密尔沃基啤酒的广告，其中有对瑞典比基尼队的特写：一群穿着比基尼的女人空降到海滩上，满足一个正在喝啤酒的男人的性欲。她说：“女人被描绘成昂贵的玩具和终极的娱乐。”她还谈及了古龙香水的广告。在皇室哥本哈根古龙水的广告中，一个半裸的女人正在亲吻一个男人，广告语是：“一些最疯狂的事情正在甲板下上演。”她给我看了一个酒水广告，一个穿着紧身短裙的女人坐在一个男人的腿上，被热情地拥抱着。她说：“看起来好像如果他买了这种酒，这个女人就会和他做爱。”
令我尴尬的是，一位来访者到我候诊室的时候带进来一本杂志——这是一本以艺术和科学为特色的校友杂志。在这本用铜版纸印刷的35页杂志中，有45张照片，其中44张是男性的照片，唯一一张有女性的照片是一篇关于芭蕾舞课的文章的配图，被放在杂志的最后一页——那是一位男老师与一位穿着芭蕾舞裙的年轻女孩的合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聪明和敏感的女孩最容易出问题。她们可能会理解身边的媒体信息的内涵，并感到警惕。她们的心智能够理解我们的文化对女性的矛盾态度，但却没有足够的认知、情绪和社交技能来处理这些信息。她们常常被那些自己无法解释的复杂而矛盾的信息弄得不知所措。她们努力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去理解荒谬的事情。聪明的女孩想要理解整个青春期的经历，这种尝试压垮了她们。
这些聪明女孩的同龄人理解到的东西更少，或者会选择通过屏蔽来处理所有复杂的处境，因而聪明的女孩看起来比她们的同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在后期，聪明的女孩可能会显示出更强的适应性和更真实的自我，但在青春期早期，她们看起来就像是患了“炮弹休克症”。
在要求女孩放弃自我的文化压力之下，她们通常有四种反应方式：可能顺从，可能退缩，可能沮丧，也可能愤怒。女孩会感到沮丧还是愤怒，这是一个归因问题——那些责备自己的人感到沮丧，而那些责备别人的人感到愤怒。她们经常责怪自己的父母。当然，大多数女孩的反应是这四种方式的结合。
完全接受对女性的文化定义、在压力下完全顺从，就是在扼杀自我。这样做的女孩就是“芭比娃娃”，她们的头发和笑容都被固定，她们的表面之下毫无生气。她们让我想要大喊：“不要放弃，起来反击！”循规蹈矩的女孩往往行为上会做得过火。例如，患有厌食症的女孩过于追求变得苗条、有女人味和完美。她们变成苗条闪亮的皮囊，外表包装得很仔细，里面却一团糟。
长期以来，女孩一直被训练要变得更女性化，甚至不惜以牺牲她们的人性为代价。她们受到基于外表的评价，被无数的双重标准所约束：要有所成就，但不要太多；要有礼貌，但也要坚持做自己；要对文化传统的影响有所觉察，但不要对性别歧视有太多意见。这种训练的另一个名字是“打造虚假自我”。人们教育女孩变成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年轻女性的形象，而不是她们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
美国是一个摧毁女孩的地方。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鼓励女孩牺牲真实的自我。她们的父母可能会为保护她们而战，但父母的力量有限。许多女孩失去了与真实自我的联结，在这时，迫不及待利用她们来达到目的的文化很容易伤害到她们。
爱丽丝·米勒说：“正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产生病态心理。”探索文化对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对女孩来说非常重要，她们都能从增强意识中受益。如果女孩了解了文化对她们生活的影响，她们就可以反击。她们应该明白自己要做出重要的选择，最终也要为这些选择承担责任。理智的抵抗可以使真实的自我保持活力。
现在青春期女孩所处的文化环境与1994年相比，既不同，又相同。如今的女孩仍然在与青春期带来的发育挑战做斗争，仍然有像卡耶妮一样陷入诸多麻烦的女孩，但这样的女孩的比例要小得多。青少年怀孕、吸毒、酗酒和违法行为正在减少。我们在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中发现，许多青春期女孩更愿意和父母一起去吃饭、看电影，而不是偷偷溜出去参加啤酒派对。这些变化的一个生动例子是：在1994年，一个女孩可能受到的最大惩罚就是不准和朋友出去玩；今天，最严厉的惩罚是没收她的智能手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女性化的准则已经大大放宽。女孩有更多的机会以过去被认为是“假小子”的方式穿着打扮、行为处事。在家里和学校，成年人鼓励女孩去做自己能做的一切。然而，女孩仍受到许多限制，包括对女性得到晋升的潜在限制和对愤怒女性的严厉谴责。希拉里·克林顿、林迪·韦斯特和塞雷娜·威廉姆斯都是坚强的女性，她们受到区别于男性的对待，并因其独断的个性而被妖魔化。
大多数女孩现在从屏幕而不是从杂志上获取她们的时尚秘诀，但是美丽的标准依然保持不变。时尚、电影和音乐都发生了变化。多莉·艾莫丝被洛德取代，碧昂丝坐上了麦当娜的“宝座”，但传递给女孩的文化信息依然是：你要性感，但不能放荡；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吸引力；要成为别人希望你成为的人。在过去的20年里，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之间的差距被拉大了。
原因很简单：女孩在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她们的网络形象与在现实中的形象大相径庭。网络世界以伪装为基础，有修饰过的自拍和视频，有经过塑造的人格，有总是积极向上的个性，还有增加了性意味的展示。网络促使女孩去推销一个完美却完全虚假的自我。与此同时，最好的情况是，真正的自我被埋藏了起来；而最坏的情况是，真实的自我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发展。
在我们的焦点小组中，许多女孩可以清楚地说出社交媒体的问题所在，但她们也表示，没有社交媒体，她们就活不下去。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不会在意自己做事的样子。”阿斯彭说，“但上网之后……你得当心！”
“发出来的每一条动态或自拍都是为自己做的广告。”另一个女孩乔丹补充道，“我是说，别人说我漂亮让我很满足，我的自尊完全取决于人们对我网络形象的反应。”
“我完全明白，”阿斯彭表示赞同，“看到我的朋友在Instagram上的粉丝比我还多的时候，我简直要崩溃了。”
“我浏览有关健身、锻炼和时尚的网页，但分辨不出哪些信息是真的，”肯德尔说，“这种锻炼产品真的有用吗？那个模特的身材真的那么凹凸有致，还是她只是电脑合成的机器人？除此之外，我还有错失恐惧症[4]。”
伊兹紧挨着肯德尔躺在沙发上，她戏剧性地把双手抛向空中。“哦天哪，错失恐惧症！这种挣扎太真实了。不看社交网站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但有时也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现实生活。”
伊兹继续说道：“上了一晚上网后，临睡前我对自己的一天感到很不开心。我在想，‘我整天都在做什么？！’然后我第二天醒来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我在Instagram上关注名人，”杰达说，“这扭曲了我的世界观。我发现自己经常在想，除了我，每个人都有钱又出名。”
阿马利娅叹了口气，补充道：“我发现网上没有真正的答案。也许我可以知道总统是哪一年出生的，或者某家餐馆是否在营业，但是网络不会告诉我我的真实感受、我需要什么，或者我是谁。社交媒体网站是为发送者而不是接收者而建的。发送者会展示她在牙买加或夏威夷的照片，她可能会感觉良好，但这些照片并不会让我更快乐。”
“Facebook让我胃痛。”肯德尔说。
“它让我像起了麻疹一样难受。”奥利维娅插嘴说。所有的女孩子都点头赞同。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那些拥有完美身材的、快乐的、受欢迎的女孩的图片，让小组成员陷入无限期的自我憎恨和消极的自我对话的旋涡。“女孩的力量”经常被用作推销化妆品和食品的口号。YouTube上的明星或名人常常在最性感的包装中塑造最渺小的灵魂。看着网上无穷无尽的自拍，女孩很可能想要变得富有、出名、有性吸引力。
2007年美国心理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从玩具到衣服，再到电影和网络，几乎在所有形式的媒体中，女孩形象都是与性高度相关的——她们被呈现为欲望的对象，而不是有自己的兴趣、目标和个性的真实的人。网络色情音像制品不仅唾手可得，甚至难以避开。
一直以来，女孩都很难忠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目标和价值，也很难从一个核心的、真实的出发点开始行动。但是，如果女孩每天在网络上花6小时，那么她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寻找我们称为“真实自我”的深层核心。
具体来说，我们都知道人有两种基本的动机：有内在动机时，如果达到自己的目标和标准，我们就会觉得得到了回报，这种动力来自对“我们是谁”和“我们想要什么”的深刻认识；外在动机则指我们因为希望被接受和表扬而行动。女孩在网络上总是在寻求外界的认可，生活变成了对点赞和关注数的过分追求，这使得女孩很容易被屏幕上的内容所影响。
2019年的许多女孩从未真正独处过，她们穿衣服的时候或者大半夜的时候都在发短信。而在20世纪60年代，女孩可以自由地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她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1994年，在电脑和手机出现之前，女孩仍然有时间写日记、读书、整理房间、画画，或者只是单纯地思考。
安静的时间会让人沉思。例如，在1994年，高中游泳队的女孩可能每天锻炼4个小时，经过几年的时间，她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有思想且成熟的人。在游泳池里的那段时间能够帮助她们整理生活，让她们有机会思考重要的问题。现在，即使是在水下游泳的青少年也会戴上防水耳机听音乐或播客；在自己的声音之外，他们更关注其他人的声音。
要想找到真实的自我，女孩需要深刻的承诺和自省。特别是在青春期，女孩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对许多迅速变化的方面进行整合。通过自省，女孩会成长为更成熟、更有韧性的人。在独处的时间，通过思想的活力、真实性和对自己更深刻的认识来帮助建立真实的自我。
由于女孩更难集中注意力、更易冲动，她们会发现自我意识和内在方向感的建立也变得更难了。如果她们持续关注自己自拍的点赞数，会更加迷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感。
父母可以在很多方面支持女孩寻找真实的自我。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里，每个人都会写日记，偶尔还会互相分享。另一对母女为了能有几个小时的共处时间，每个月都要一起出去吃顿饭。拉希达住在纽约市，她和女儿都喜欢修道院博物馆，这是一座宁静的中世纪艺术博物馆，从那里可以俯瞰哈得孙河。在繁忙的生活中，母女俩尽可能多地一起坐地铁去城市北边，在美丽的环境中思考和交谈几个小时。父母可以在女儿的生活中安排这些活动，还可以帮助女孩接触对她们有帮助的、能在青春期早期引导她们的书籍、博客和杂志。最重要的是，父母应该引导女儿谈谈自己喜欢和看重的东西，并且做到真正的倾听。
青春期是建立自我认同的时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这都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自我认同来自自省，来自与朋友就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所进行的深入交谈，来自与祖父母、表亲一起度过的时光，家人可以帮助女孩在家庭和社群的背景下认识自己。
如今的青春期女孩面临的一个可悲的悖论是，虽然她们十分珍视自由和宽容，但却被自己的想法所俘虏，被不断寻求肯定的需求所禁锢。她们没有在寻找真正的自我，而是在Instagram上培养粉丝。
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女孩需要独自了解自己，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谨慎的选择。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真正的自由非常罕见。正如杰达所说：“我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我不知道如何决定自己想要什么。”
幸运的是，一些女孩设法远离虚拟世界，寻找真实的自我。她们最终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并与之保持联系。于是，她们也为其他女孩树立了榜样。
“我沉迷于汤博乐（Tumblr），直到我意识到它延长并加固了我的抑郁情绪。”埃米莉解释说，“汤博乐上的每个人都很酷、很完美，我永远无法与之竞争。后来有一天，生物课上的一个女生问我，‘你为什么不停用社交媒体呢？’我知道这很难做到，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
埃米莉并没有完全戒掉社交媒体，但她把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以内。她告诉朋友，她每天晚饭前会看看自己的Instagram，然后就会关掉手机。她说自己无法回复他们所有的信息，但这并不是针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她请求他们支持自己，她的朋友也照做了。一年后，埃米莉非常感激自己限制了上网的时间，她感到更加平静，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去年读了37本小说，每周都有一个晚上给我的姨奶奶打电话，”她自豪地向我们的焦点小组宣布，“我想在期末考试后找份兼职工作。”
埃米莉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与真实的自己保持着联系。她努力保护自己不受社交媒体的持续打击，这让她能够慢下来，深入思考，并通过逐渐形成的自我意识来衡量自己的决定。她是我们进行研究时遇到的最快乐、最成熟的女孩之一。
当然，社交媒体并不是女孩面临的唯一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和厌女症，女孩很清楚这一点。
“男孩，甚至女孩自己都会把悲伤、易怒和沮丧的情绪归咎于经前综合征，”玛蒂说，“这真的让我愤怒。”
格雷西补充说：“我们学校招聘新校长时，英语老师告诉我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人’来面试这份工作。你们猜谁被雇用了——是那个男人还是某个女孩？”
在美国，男性仍然掌握着最大的公共权力。在美国，女性不可能强大并拥有竞争力，同时又被认为是可爱的，她们永远无法摆脱外界对自己外表和穿着选择的评论。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对包括美国、比利时、肯尼亚、中国和印度在内的15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女孩是弱者，男孩是强者。这一报告称，女孩在10岁之前就已经对这种刻板印象进行内化。她们从父母、同伴和老师那里了解到这种刻板印象。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男性拥有更多的自由，而女性往往更受约束。在全球范围内，女孩都被告知她们是脆弱的，而她们的身体可能成为攻击和伤害的目标。女孩被教导要提防男孩，男孩却被教导要成为侵略者。这种教育方式成了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然而，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悲观的。在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妇女外出工作，她们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而到了1994年，更多的女性担任专业职位，但管理层的职位通常由男性垄断。如今，在法律、教育和医学等不同领域获得高等学位的女性比男性更多，我们在职业平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然而，女性仍然没有获得同工同酬的待遇，并且往往会被困在中层管理岗位上。男性在政治和其他备受瞩目的职业领域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包括学术界和企业界。
在20世纪，女性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流行的观念，经历了兴衰起伏。1959年，人们认知中的女性主义者是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女性，比如苏珊·B.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贝尔·胡克斯和苏珊·格里芬等代言人发起。到1978年，内布拉斯加大学开设了“女性研究”“女性心理学”“性别角色和性别”等课程。女性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自豪，为改变女性和男性的角色而积极努力。
1994年，称自己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并不是一件好事。由于拉什·林博和他的同伴，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女权法西斯”（Feminazi）的时代。几十年来，美国文化一直把女性主义者描绘成“讨厌男人、丑陋、好斗”的形象，谁想成为有着这样刻板印象的群体中的一员？
现在，根据2018年的GenForward调查，22%的青春期女孩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会说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女性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典礼后的妇女游行重新激发了与其他女性团结一致的归属感。大多数女孩坚决反对性骚扰和刻板的性别角色。Metoo运动鼓舞更多成年女性和女孩站出来发声，并且保护那些遭受骚扰或性侵犯的人。
大多数父母支持他们的女儿努力成为坚强、勇敢的女性，他们意识到了今天孩子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比1994年更有能力对他们的女儿产生影响。许多父母甚至鼓励他们的女儿成为行动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后的妇女游行中，许多家庭一起参与游行。无论种族、地理位置或社会经济地位如何，父母都希望帮助女儿找到真正的自我，并为之喝彩。
[1]1磅≈0.454千克。——译者注
[2]“选择说不”社团（Just Say No Club）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反毒运动期间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兴起的校园社团，旨在劝阻校园中的青少年远离违法的娱乐性药物。——译者注
[3]1英尺≈0.305米。——译者注
[4]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也叫作社群恐惧症，是指因为担心别人在自己缺席时经历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产生持续性的焦虑。这种社会焦虑通常体现为想要与别人自始至终保持关联的渴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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