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古至今，赞美讴歌美好爱情的诗词篇章成千上万。人们借此歌颂情感，表明决心。而最终，这山盟海誓化为一纸婚书，有尘埃落定之意。
在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婚书拟定、契约达成有一定的讲究。春秋两季，农忙前后，便是人们张罗喜事的好时机。请媒人、换“乾坤”、书婚约……在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历史资料里，我们发现了旧时婚礼、婚书的光阴故事。
定“乾坤”
合法婚姻的重要凭证
一纸婚约，卷袖拂面挥洒，意难平。
旧时的婚书，列有乾坤之名，定有良辰吉日，红纸黑字，结为连理。清代，这定终身的契约名“乾坤书”。男女两家相互“考察合格”后，便“开红庚”：男家开“乾书”，女家开“坤书”，相互交换。这“乾书”和“坤书”，分别记有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有的附红色条格笺纸，带上祝福：“秦楼风雨，洽逢鸾笙，武陵春色，同谐鱼水。”
拜堂之日，高堂在上，两书相合，压于神龛，统称乾坤。
“乾坤书”在当时已被视为合法婚姻的重要凭证。“开红庚”象征定婚，已经具有相当的约束力。通常女方要悔婚的风险更大，除了受到周遭的谴责外，男方可凭这一纸坤书告到衙门，免不了法度的制裁。但大多情况下，契约已定，婚意难违。
到了民国时期，“西风”入境。尽管一些知识分子或进步青年喜欢婚书也“洋气”一点，可终究万变不离其宗。
一张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民国十七年的婚书可见，从左至右，男女仍分别以“乾”和“坤”开头，保留着旧时的俗称且写明各自生辰八字。民俗学家刘孝昌认为，这张婚书尽管已显新式特色，但仍是中式内核。“男女双方，所定佳日，证婚人等都列入其中，只不过旧时的‘媒婆’摇身一变成了介绍人。”据他猜测，在此书之前，男女双方很有可能也定有传统的“乾坤书”。“毕竟在当时，‘乾坤书’的效力和权威更大。”
民国时期的婚书。
书婚约
最后穷秀才的一门活路
少了印刷体的冷漠和呆板，旧时手写的婚书在笔墨的深浅中，浸染隽永。
既然要手写，那得找个书法过硬的人。但凡要筹备婚事了，老成都人就会遍寻家中各房，找个识字能写的人来完成这神圣的任务。当然，这也给晚清遗留的穷秀才们带来了一点商机。
花一点烟茶钱，等个半盏茶的工夫，秀才就将婚书一气呵成双手奉上，熟能生巧，完整无误。雇主满意，还会打发点喜钱，秀才有时也会多讨点彩头：“再赏包烟呗，好事成双。”“没问题，都办大喜事了不差这点钱。”
手写的内容，一般包括男女双方的名字、订婚或结婚的时间、证婚人、结婚人、主婚人等。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老成都婚书，“结婚证书”四个印花字体上的手写字，可以作为佐证。
除了正中央空白处的文字，五彩祥云、富贵牡丹、娇艳玫瑰的装饰让这张老成都的婚书，吉祥和欢喜尽显。“这张婚书显西式特色，就表现在颜色上，更加鲜艳跳跃，但仍以中国元素为主。”
在老成都，暑袜街商业场等地，分布着一些文具店铺。花上几块钱，在这些店内就能买到一张花花绿绿的“结婚证书”或者“订婚证书”，风格大体一致，花样些许不同。有意思的是，在这张老成都婚书的正下方，一行“成都东亚图书公司发行”的字样透露出，这类婚书的制作和发行在当时已有标准化的“套路”和渠道。
有些奇怪的是，当时的婚书没有官方的印戳。刘孝昌解释，在当时男女结婚时，只要有媒人作证，并通过“拜堂”仪式，便视合法夫妻，“不像如今还有专门的民政部门办理手续，那时的政府没有硬性规定领取证书。”
民国的婚丧仪仗规定。
办仪式
老成都已有婚庆服务
老成都人都知道，办喜事找婚庆公司，就上东大街或者商业街；办丧事，就去城门洞买丧葬用品。
往往橱窗里展示有婚礼服饰的店铺，多半都可以承接婚礼。一进店，身着小马甲的老板就笑脸相迎。店内一侧靠墙挂着一排中式或西式的礼服，西式的居多，且女性的多以粉色或者白色为主，淡雅大方。
有的店内也配有像馆，客人们挑好礼服装扮好后，在老板的指挥下，定格永恒的一刻。想要中式还是西式，抑或中西合璧的婚礼，客人们就会和老板商量好，确定迎亲、送亲、过门、拜堂等流程。不差钱的客人，大笔一挥，就订个十几人的鼓乐队，给婚礼多增热闹。有的还要在店内预定一个全程跟拍的摄影师，用影像留住更多神圣的瞬间。
所以往往在婚礼现场，就会看到一个拿着相机到处跑的人，每次拍摄，咔嚓一声，闪光灯冒烟。而他单肩挎的大包，装的就是一个个灯泡。在万次闪光灯发明之前，闪光灯泡都是一次性的，每拍一次就得烧掉一个。
刘孝昌认为，民间红白喜事一套龙服务的出现，可以推断当时婚庆方式在流程上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商业化。而在官方层面上，对婚庆仪式更是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
成都市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显示，相关部门颁布了“1936年婚丧仪仗暂行办法”，政府部门对于当时的红白仪式的举行，不仅要求剔除一些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并对仪式队伍规模进行要求（但可酌情处理）。此外，迎亲或出殡队伍还得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备且领取通行证，路线也得按照所报备的严格执行。
说媒婆
婚书上变成“介绍人”
头戴红花，嘴角黑痣，甚至一口龅牙。人生如戏，全靠一张嘴，这是大多人心中的媒婆形象。民国时期，四川各地都有这样以说媒为营生的媒人。在新式的婚书中，媒婆以“介绍人”的身份出现，稍显正式。
媒婆的形象总是被丑化，对于她们来说也许不算冤枉。她们凭经手撮合成的“美满”婚姻的多少形成知名度，从而能决定价格和业务量。因此，为了促成双方，的确有一些媒人凭借那伶牙俐齿夸大其词，强拉硬配，甚至颠倒黑白。四川民歌唱道：“夸男像金童，夸女赛天仙。吊颈他不管，跳河也无关。”
有一传说，旧时一媒婆给女方一书，介绍男方的条件。女方家长一念，“人才十分，丑陋全无，一双好脚。”大喜，立马应了这婚事。然而一见真人，奇丑无比，还瘸腿跛脚。女方家长大怒，质问媒婆，哪知道这老婆子甚是委屈：“我写得很清楚啊，人才十分丑陋，全无一双好脚。”女方家长一听，方知中了这媒婆的计，懊悔又愤怒。
四川民间，也有“说媒一盘，倒霉三年”之谚，故男人多不为媒。而妇女中为媒者，多为中下之家，业者多为稻粱谋。因此中上之家多鄙视之。在老成都，因为“媒”与“霉”同音，怕把媒人喊“霉”了，以至于新郎新娘跟着倒霉，所以又称其“月老”、“红叶”、“红娘”等。
战前拟婚约
战后成婚憾失主婚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兵发缅甸，企图切断英美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为保当时这条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线，10万中国军人远征缅甸。其中也不乏英勇的川军。
家住成都新南门的张某，也是这川军队伍中的一员。当时，战报传来，前线告急，广大青年学子纷纷报名入军，愿奔赴一线加入抗战。一时间全成都掀起青年从军热潮，也感染了张先生。
时值1943年3月，张某刚与相识多年的女友订完婚，画有龙凤和牡丹的婚书上，已白纸黑字定下婚事，介绍人、主婚人等明文确定。“国不平家何以安？”早就有从军杀敌念头的张先生，见目前国内严峻的形势，决定和女方商量，毅然从军。
拗不过这一腔爱国热血的男儿，女方最终答应。当时，有像张某一样4.5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了这场有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牺牲惨重，但最终也取得胜利。幸运的是，张某于1945年秋天安全返回成都，而同去的诸多战友早已战死他乡。
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两年前的婚事。没想到，因为战乱，婚书上姓李的介绍人以及姓罗的主婚人不幸离世，造成了莫大的遗憾。旧时婚礼，这定好的主婚人和介绍人都已不在，不成体统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草草完婚。不过这并不影响张氏夫妇的感情，因为经历过别离，往后的日子也倍加珍惜。白头偕老儿孙孝顺，和睦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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