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说圣彼得堡是俄国面向西方的窗口，一些西方人认为它是人为的、违背自然的，甚至是西方拙劣的仿制品。
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迈尔斯
圣彼得堡从其诞生之初的两百多年里，一度曾是俄罗斯帝国的代名词，但它原本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城市。虽然世上的绝大部分城市都难免人为规划的因素，但多多少少总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它却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一出生就全副武装地从天神宙斯的头颅中跳出来。尽管这里原本遍地沼泽，气候严寒，也是同等规模的城市中纬度最偏北的，但这些自然限制似乎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标志着一种顽强的意志，那就是把不可能变成现实。
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迈尔斯在《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一书中说：“有人认为这座都城堪称新罗马——倘然如此，它是经剖腹产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座城市是一堆无可比拟的妄自尊大之举的结果。一则芬兰民间故事讲道，各个国家的诸多国王都试图在涅瓦河的湿地上搞建设，但只有彼得大帝的先见、意志和技术成就才成功地让这种企图结出果实。”
一位英国访客提出，“尽管有四大元素的作用……土地完全是沼泽，空气通常雾蒙蒙。洪水有时淹没半数房屋，一次火灾能夷平半座城市”，圣彼得堡还是建成了。尽管夏季短暂、土壤积水，冬季既长且黑，叶卡捷琳娜还是鼓励发展城市花园。德拉莫特雷为这一成绩献上颂词，断言“假如能有寸土隙地差可称为可爱的或肥沃的，那就完全要归功于艺术”。
这座城市冠以“彼得”之名，绝非偶然，也只有像彼得大帝这样集暴君、圣徒与改革者于一身的人物，才会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这样一座城市。他放弃了俄国数百年来的圣都莫斯科，想给这个庞大、落后的内陆国度打开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户”。为了表达他那种对西欧海洋文明的憧憬，他在最初给新城市的名称甚至是荷兰语的：Sankt-Petersburgh。在此之前的俄国历史上，从未有一个统治者以这样决绝的方式，试图把整个国家拽离原先的轨道。至于这算是异想天开，还是富于远见，就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他留下的矛盾遗产了。
这远不只是纠缠圣彼得堡三百年的问题，事实上关乎整个俄罗斯的灵魂：虽然它的双头鹰同时望向两边，但俄罗斯究竟算是一种西方文明，还是东方的一部分？18世纪的俄国人竭力想要挤入欧洲的文明俱乐部，努力将“欧洲”的边界东移到了乌拉尔山脉一线，但在欧洲人眼里，他们却始终是亚洲人——有句嘲讽的话说：“打死一个俄国佬，走近一看，原来是个鞑靼。”在乔纳森·迈尔斯的这本《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中，所讲述的“欲望”说到底也近似于近代东亚社会所熟知的那种“脱亚入欧”的冲动：一个令人发疯的念头，就是想要成为他人。
在这一点上，圣彼得堡的历史呈现出世界性的意义：它是第一个这样的城市，却在随后成为很多后发社会的命运。俄裔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曾揶揄这种漫长的渴望充满着想象中的浪漫色彩，对西方的向往接近于一场复杂的恋爱经历：“统领东西方交流比喻的不是euros（欧元），而是eros（小爱神）。”圣彼得堡的命运由此奠定，因为它注定只能在东西方的交界点上才能诞生、成长，这既可能使它左右逢源，却也会让它陷入无所适从，乃至精神分裂的境地。《怀旧的未来》一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圣彼得堡的基本神话就是战胜自然和俄国的落后状态。但是，这常常显得是一种代价极大的胜利，因为大自然和俄国都是周期性地反击的。”
大致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反击”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圣彼得堡的洪水在此意义上倒像是某种隐喻，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卷土重来，永远也无法将之彻底打退。这无疑有助于将这座城市的历史叙述得更加曲折生动，但也隐含着内在的矛盾：它既像是在嘲讽俄国统治者不切实际的狂想，又出于一种现代化的视角，同情他们的努力。但这事先回避了一个折磨圣彼得堡的追问：它应当追求完全彻底的现代化，还是应当保留自己的俄罗斯特性？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首先要破除“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迷思。在后发国家的历史上，一个始终存在的紧张感，就在于人们“想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这种想法，有时甚至来自西方人本身——毫无疑问，无论圣彼得堡体现出多么狂热的恋欧癖（Europhile），但包括本书作者在内，西方人大都觉得这仍是一座典型的俄国城市，尤其是这种不顾一切的狂热，似乎这本身就是“不自然的”。英国旅行文学作家简·莫里斯曾说，圣彼得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瞭望哨，在风格与姿态上都是警惕的西方式的，是通往亚洲的大门上一个欧洲的人造物”。
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虽然圣彼得堡可谓时尚之都，但莫斯科才是俄国的心脏。在入侵者眼里，莫斯科满是异国情调，拿破仑军中的一位荷兰工程师觉得它看上去像“童话故事里的城市”。它是“俄国的”，与那座风格混搭且尚未建完的欧式拙劣仿制品圣彼得堡有着鲜明反差。
连亲西方的赫尔岑都曾在1843年刻薄地说过：“圣彼得堡和欧洲其他城市的区别就在于它看着酷似欧洲所有的城市。”也就是说，它再怎么“像”，也不“是”欧洲城市。这座城市的居民是“身在本国的外国人”，而那种试图想要把它往回拽的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来自文化之根的深层冲动——然而，这座人造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无根的。
公平地说，世界上的国际都市，大抵都是无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强调圣彼得堡和纽约更为相似：因为处于对外交流枢纽节点的城市，目光都是朝外的，也因此才有“亚历山大城靠近埃及”的说法，仿佛这座城市不属于埃及似的。但圣彼得堡仍有其特殊的地方，倒不是说它在文化风貌上表现出的俄国味，而是那种特殊的历史经历，从未有一座城市，像它这样坚决地表现出人为规划出来的那种朝向未来的坚定意志。在这一点上，它是新德里、巴西利亚等一系列后发国家首都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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