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寺是由尼泊尔人设计建造的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这是汇聚亚洲文明的宽广平台，是亚洲文化大交流的人文盛事，是激发文化共鸣、维护文明多样性的文明盛会。北京作为世界城市，自古与很多亚洲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因此云集了众多与其有关的珍贵文物。

大圣寿万安寺的白塔

宣德款铜桥耳炉

刻有叙利亚文的十字寺石刻

华芳墓出土的银铃

影青多穆壶

《爱乌罕四骏图》之一

武英殿西北角浴德堂

东魏铭文砖和“高丽秘色”

西晋著名《博物志》的作者张华是北京大兴人。太康三年（282年），他被晋武帝任命治理幽州（今北京）。《晋书·张华传》载：“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张华治理期间，距离幽州四千里的马韩（今朝鲜半岛南部）、新弥等此前并未归附的国家，都遣使臣服，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

大兴出土的一块刻有铭文的墓砖，载“元象二年四月十七日乐浪郡朝鲜县人韩显度铭记”，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记载。铭文告诉人们，墓主人名叫韩显度，祖籍乐浪郡朝鲜县，葬于东魏元象二年（539年）。

墓主人的祖籍大有来头。乐浪郡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四郡之一，郡治位于朝鲜城，朝鲜县是其下辖县之一，即今朝鲜平壤市区。但是到了西晋，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攻占乐浪郡。由于中原王朝式微，对边疆控制能力大不如昔，因此到了公元313年，乐浪郡地悉数被高句丽夺取。

但是，祖籍朝鲜的韩显度为什么会埋葬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兴呢？据记载，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进程中，延和元年（432年）曾经有过“迁朝鲜民于肥如，复置朝鲜县”。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徙运动。肥如位于今秦皇岛市，县境为当今昌黎县，卢龙县南部、西部，迁安县一带。复置的朝鲜县在今卢龙县东部，距离北京很近。这些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后依然使用自己的祖籍——乐浪郡的郡望。到了东魏，定都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京大兴是复置的朝鲜县居民南下前往邺城的必经地之一，因此在大兴发现这座墓葬就不难理解了。

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金代女真贵族乌古论窝论墓中出土的青釉葫芦执壶，胎灰质细，釉面光润，光素无纹，工艺细巧，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来自高丽的青瓷。高丽青瓷代表着高丽文化的精髓，以其高雅、清新，呈青翠的绿青色享誉于世，又名翡翠色瓷器。据南宋《袖中锦》刊载，当时被南宋誉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记有“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

南宋人在古文献中的这种称颂，应是对高丽青瓷高峰发展期真实面貌的如实记载。高丽青瓷的发展，受中国北方汝窑和南方龙泉窑影响最深，呈现出深沉的绿玉式格调，以菊花唐草为主要装饰纹样，造型典雅清秀。12世纪始，高丽青瓷发展达到高峰，釉色综合了汝窑、龙泉窑的工艺特色，产品近似于龙泉窑、汝窑的梅子青、艾叶青、粉青、天青、月白等色。这件青釉执壶的造型、釉色与工艺，充分展现了高丽青瓷的制作水平，成为金代与高丽文化交往的见证。

房山谷积山中的灵鹫禅寺，始建于五代时期。元代，在高丽大臣高龙普的大力资助下重修，元顺帝令高丽僧为住持。这一事件反映了元代宗教发展的开放势态，在北京佛教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明代时，高丽王朝有上百僧人在灵鹫禅寺学习佛学，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别有一番景观。

阿尼哥的白塔

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大圣寿万安寺，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白塔寺。

相传阿尼哥初到大都来见忽必烈，元世祖对这个年轻人的才能表示怀疑。正好，他得到了一件残破的北宋针灸铜人，召集了很多能工巧匠试图修复，但都以失败告终。阿尼哥虽然没有修复此类铜像的经验，还是大胆地接受了修复任务，经过一番钻研最终修补成功。忽必烈召集了所有的工匠前来观摩，并对他们说：“你们不是都说这件东西修不好吗？可人家为什么做到了？”从此，忽必烈被阿尼哥的才华彻底折服。至元八年（1271年），他决定在大都修建一座大白塔以祈福，并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年仅27岁的阿尼哥，于是有了这座凝聚着藏汉风格与尼泊尔艺术特色的白塔，并成为今天北京的地标性建筑。白塔历经700余年雄姿不减，成为中尼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宽永通宝”大流通

北京不少清代墓葬中出土有“宽永通宝”，尤以通州等地为多。“宽永通宝”是日本历史上铸造量最大、铸造时期最长、版别最多，也是流入我国数量较多的外国货币之一。它始铸于日本天皇宽永三年（1626年），从1636年开始大量铸造，前后流通长达240余年，相当于中国的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

“宽永通宝”的广泛流通改变了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入铜钱的历史，这种货币在双方贸易及交往中流入中国，其数量之多竟超过了某些明代铜钱。这表明，北京，特别是南部地区是该货币的重要流入市场之一，这与大运河成为连接南北方地区的交通要道有着直接关系。

宣德炉的秘密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出土了孝靖皇后佩戴的凤冠，镶嵌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睛石、祖母绿等，这些宝石有可能产自缅甸抹谷矿区。

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铜桥耳炉，高13厘米，口径19.4厘米。明宣德皇帝在位时，嗜好玩赏香炉，特下令从日本、泰国（暹罗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三佛齐）、马来西亚（勃尼）等地区进口一批铜、铅、锡以及硇砂、胭脂石、安澜石等原料，责成宫廷御匠参照皇府内藏的宋代名窑瓷器的形制，设计和监制铜香炉。经过十二炼，可谓“百炼锤成”，制成的香炉颜色多呈栗壳色、佛经纸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等，晶莹滑润，成为了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的举世闻名的宣德炉。

国子监的留学生

国子监曾是一座国际性学校，接纳来自琉球、日本、朝鲜、越南、泰国、俄罗斯等各国留学生就读，而且待遇十分优厚。明代首开外国留学生入国子监读书之先河，高丽国于洪武三年（1370年）遣金涛等4人入国子监读书，金涛后来做到高丽国的丞相。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起，日本也开始遣子弟入国子监就读。而在这些国家中，以琉球国“为最笃”，琉球官生入国子监就读者络绎不绝，甚至还出现了女性留学生。国子监为此将后院的西厢原国子司业的办公场所改为琉球学馆，专门用来做琉球留学生的宿舍和学习场所。

通州张家湾城外今立禅庵村东有琉球国墓园，是中琉文化交往的见证，葬有琉球国副贡使、汇报国情的陈情官和来学习的官生。最早葬此且职位最高的是朝贡副使、正议大夫杨联桂（汉名）。他在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10月于北京病故，“蒙恩选择吉地”，选中中琉两国交往的必经之途——张家湾客船码头的南侧。当时康熙为表示对琉球国友好，还为杨联桂竖立了一通谕祭碑。

“仰望着，寄望着”

房山的元代景教十字寺遗址，出有两方带十字架的石刻，其中一方正面十字中央刻宝相花瓣，十字两侧各刻一行叙利亚文，意为：“你瞻仰着，将能得到你所希望的”，又可译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仰望着，寄望着”（复制品在首博展出）。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寺碑，记述了大都人景教长老拉班·骚马在此静修并向信徒讲道的盛况。拉班·骚马还曾带着忽必烈的谕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经君士坦丁堡到达罗马、巴黎和伦敦。

多穆壶讲述父子故事

上世纪70年代，龙潭湖以北的吕家窑发现元代铁可父子墓。铁可的父亲斡脱赤原是迄失迷儿（克什米尔）的高僧，蒙古西征时归降太祖窝阔台，来华后还俗，娶汉女为妻并生子。斡脱赤死在家乡克什米尔，此墓为衣冠冢。铁可为元朝重臣，17岁就入朝为官，成为主管农业的要员。墓中随葬的影青多穆壶具有浓郁的蒙藏民族风格。

多穆壶口部后面为云瓣形直墙。器身呈竹筒圆柱状，饰三道凸带纹及三道直带纹，交接处饰乳钉纹。器身一侧为管状流（嘴），一侧为扁条形曲柄，并上下各贴饰云纹。釉色白中泛青，胎质细腻。多穆壶是蒙古族和西藏、青海游牧民族用来搅拌、盛放酥油茶或酒的器皿。“多穆”一词源自藏语“勒木”，本意为盛酥油的桶。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也收藏着两件多穆壶，其中一件形制与铁可墓中的这件完全相同。

宝马良驹四骏图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冬，爱乌罕（阿富汗）国王爱哈默德·沙哈送给乾隆皇帝四匹阿拉伯骏马作为礼物。这些阿拉伯种马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赛马，它们带来了和平的讯息。

乾隆见到宝马后非常欢喜，分别赐名为“超洱骢”（灰色有圆斑纹）、“徕远骝”（赤黑色）、“月出骨騋”（黄白色，蹄带红色）、“凌昆白”（白色，蹄有红色）。他邀请爱乌罕使者在宫中过年，并安排当时最具声名的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了《爱乌罕四骏图》。卷中的四匹骏马高大英武，神采飞扬；每匹马身高均在七尺以上，远远超过郎世宁曾画过的《十骏图》中蒙古马的高度。乾隆见图很是喜欢，亲自御笔作《爱乌罕四骏歌》，详细记录了骏马的来龙去脉，以及每匹马的尺寸特征。第二年正月，北京西郊的畅春园西厂举行阅兵大典时使用了这些骏马。

穹隆顶的浴德堂

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出土了银铃和萨珊玻璃碗。玻璃碗壁极薄，做工精湛。萨珊，是雄极一时的波斯帝国（伊朗）的一代王朝。镶宝石的掐丝胡伎银铃制作精致，上面8个乐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吹笛、奏排箫、持喇叭、捶鼓。乐人之间系有嵌红、蓝宝石的小铃。这些文物说明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的北京已与波斯文明对话。

元大都是各国商品荟萃之地。李洧孙在《大都赋》中赞：“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许多国外商贾往来于大都与世界各大都会间，“盖凡外国商贩来其处贸易者，辄留所带金银宝石于其国，而携归其地所产调味香料、丝、绸、缎、金衣等物。”

浴德堂位于故宫外朝西路，武英殿西北角。浴德之名，出自《礼记·儒行》的“浴德澡身”。这座浴室元明两代沿用，四壁墙体厚达一米以上，采用穹隆顶。元代工匠将中国汉唐时期就已掌握的用于地下建筑的穹隆技术应用于地面建筑。元大都兴建时，有史可查一些波斯家族曾参与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他的四代子孙皆供职于元朝工部，这座具有明显土耳其风格的浴室可能就出自他手笔。

元明两代，很多青花瓷器的釉料苏尼勃青来自西亚伊拉克、伊朗一带，香山军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等地出土的瓷瓶等物就带有这一特色，而最著名者，当属旧鼓楼大街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元代青花凤首扁壶。

这件扁壶的构思别具匠心，以昂起的凤首为流，以卷起的凤尾为柄，整壶呈现出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的情景，颇富情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珍贵的亚洲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为后人诉说着精彩的过往。它们是增进亚洲文化交流和形塑民族记忆认同的重要因素，是推动亚洲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平等对话、和平共处的纽带和桥梁，反映着亚洲文明的悠久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