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几乎伴随了人类的发展史。在我国古代，车出现得非常早，但我们一定要理解的一个点就是，所有东西发明出来时，几乎都是为上层贵族服务的，车也不能例外。
车最初的作用可并不是什么拉庄稼，而是王和贵族用来代步的，而且古代对用车有着严苛的制度，什么人，坐什么样的车都是有规定的，并不是说你想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那叫“僭越”，弄不好可是要倒大霉的。而既然有车，就得有司机，古对对这个有严苛的规定，而因为当司机当得好发家的人也多不胜数，比如赵国祖宗“造父”。
司马迁在《史记·三十世家·赵世家》里记载赵国由来：
造父幸於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但能看到赵国的由来，还能看到有个专用的字叫“御”，这个我们下面会论证。而造父因为赶车赶得好就成了一国的祖宗，可见古代时，车和司机的重要性。
那么，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古代对司机又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古代的乘车礼仪和规矩是什么呢？
一、车的由来
我国在这方面的记载非常早，但在这些记载里，谁最先造了车却是有争议的。汉代刘熙在《释名》里是这样说车和黄帝造车的：
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当然了，刘熙生长的年代已经是东汉末年，这个记载相对于考证一些东西来说显得有些晚，假如我们再向前找的话，这个造车的又成了一个叫“奚仲”的人。关于奚仲造车，我们能在不少古籍中找到，比如《管子》、《山海经》、《左传》等等这些书中都有。在《山海经》中是这样说的：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在《管子》里是这样说的：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这里说得有些玄，比如说奚仲之巧工，并不是削木头那么简单，但是什么？靠人悟呢，所幸咱们的题主不在此处，这里说的也是奚仲造车。但这个争议不会停止，很多人倾向于黄帝造车，而历史冷冰冰的记载告诉我们是奚仲。不过倒也不能算是外人，这个奚仲也是黄帝的后人。基本上，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古籍里都认为奚仲是造车之父，而别的说黄帝造车的，显然没有《左传》这些权威。
在《墨子·非儒》篇中是这样说的：
左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
墨子擅长机关攻防，造车属于巧工一类，所以《墨子》里的记载还是可信的。其实不止是现代人争论，古代就争个不休，于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一个和稀泥的，他总结了前面的造车记载，并且把这些人都揉在了一起，这就是魏晋年间史学家谯周，他在自己编撰的《古史考》中记载：
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
他在这里写黄帝造了车，黄帝儿子少昊开始使用牛拉车，到了玄孙子奚仲这里改进了，开始用马拉车。谁也不拉下，你们也别争了。但是，他这里还是很严谨的，车的使用基本上也是这样发展的，先有车，再用牛，再用马。而对于车究竟是谁发明的，这个现在真的争论不出个结果，笔者更加愿意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在漫长的上古岁月里，一代代的巧匠总结发明出来的，并不能直接归类到某个人头上。
二、古代司机
既然有了车，那肯定是需要有司机的，这是配套的。现代人动不动就喊着驾驶证难拿，这是没生在古代，如果是在古代，那驾驶证的难拿程度更是让人头疼。不要以为古代随便什么人上去车就能赶着走，这里面有着非常繁复的规则，无数的规矩都在发挥着作用，而且古代一直将驾驶证归类到君子必须要学会的技艺之中，这些技艺共有六项，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君子六艺”，记载在《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中：
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我们看这段话记载得比较简单，但学的东西其实是这样的：三是六艺：五类礼义、六种歌舞、五种射法、五种驾驭车马法、六种造字法、九种数学计算法。
光是你开车就得学会五种开法，这可不是现代的你坐家里背理论，坐到车上拧方向看红绿灯，在古代的司机要掌握这五种驾车法，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技术和力量相结合，经验和判断共使用，因为这车上坐着的可不是一般人，真要让马惊了，吓到或者伤到了车上的人，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所以，在古代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御者是非常难的，因为身上背负着太多重要的使命，有时候不止是安静的驾车，还要带着主帅在阵地前冲锋陷阵，一个好司机可是会救主人命，而一个出坏主意的司机，多半会要了主人的命或者导致一场战争失败。《左传·宣公·宣公二年》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人郑师，故败。
这是件什么事儿呢？说华元在准备开战的时候，杀羊犒赏士兵，却忽略了车夫羊斟，没给他吃羊肉。等到开战了，羊斟驾车直接跑到敌军阵地里去了，并且还恨恨的说：前天的羊，是你作主；今天的打仗，是我作主。结果导致了宋军大败。
司马迁在《史记·三十世家·宋世家》里也引用过这个故事。虽然主要说这个人为了私欲而忽略国家存亡，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司机的重要性。
另外我们看古代说司机时就一个字叫“御”，这个字从甲骨文开始就表示是驾驶者的意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收录御字是这样解释的：
御，使马也。
这个字意和词意直到现在也没有变，都是驾驶或者驾驶员的意思。
历史上很多厉害人物都是当过司机的，比如管仲。《庄子·达生》中记载了他和齐桓公打猎的一件事，是这样说的：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
意思是说齐桓公打猎，管仲为了赶车。所以不能小看了司机，要知道古代的司机不是一般人能当上，而一旦做得成功，是有可能开宗立庙的。我们在了解了车的由来和司机的重要性后，就该说说车服务的重要人物了，那就是古代乘车礼仪和规矩。
三、古代乘车礼仪和规矩
早在周朝时，就对乘车有了规范，而且条条框框非常明确，《周礼·春官宗伯·司巫/神仕》中记载：
巾车掌公车之政令……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凡良车、散车不在等者，其用无常。
啥意思呢？说巾车掌管有关官车的政令……执行公务的车有五种：孤乘用夏篆，卿乘用夏缦，大夫乘用墨车，土乘用栈车，庶人乘用役车。凡良车或散车，不在分等级的车之中，它们的用途也没有一定。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管车的有明确的官职，什么等级坐什么车都有规定。等到了秦朝统一古代中国后，秦始皇制定的乘车礼仪中是六匹马，司马迁在《史记·十二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是这样说的：
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数目用六作标准，符、法冠都六寸，舆车宽六尺，六尺为步，驾车用六匹马。
《逸礼·王度记》中对这个是这样记载的: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关于《逸礼》的出处，有人说是在孔子的墙中发现的，现在已经证实是伪证，这书多半是汉朝时人假托的伪书，那这里的乘车礼仪就应该是参考于秦朝。
《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
但这里有一点疑惑，汉朝时刘邦就改成了四匹马，怎么《后汉书》里记载的还是天子所驾六呢？其实刘邦是没有办法，汉朝初年，连四匹同色马都找不到，更别说六匹了，先四匹将就着吧。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
说汉朝初年，人吃人，汉天子连四匹同色拉车的马都找不到。但经过文帝和景帝两朝的经营，等到了汉武帝刘彻时就又改成了六匹马拉车，并且向下延续。
到了现代，人们对于这个已经没有什么规矩，车也和古代的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车从远古发端，经过了一代代的改良，周朝时的严苛规定，到秦始皇时的乘车完善，刘邦的无奈，刘彻的恢复，唐朝时出现客车，后期出现了客货两用车，我国古代的车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和改进史。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啰嗦着也只说出个皮毛，我们说的虽然只是车的变化，但其实也是在说我们古代的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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