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山顶考古发现了什么文物

▲云冈石窟

《水经注》中，

曾这样描述云冈石窟当年盛况：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林渊锦镜，缀目所眺”。

前四句完全可以印证，

后四句现在只能想象。

2010年至2012年，

考古工作者在云冈石窟山顶

发掘了两座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通过对该遗址性质、

年代和用途的分析认识，

可以展现北魏辽金云冈石窟山顶的佛教建筑群，

加深《水经注》对云冈石窟描述的理解，

了解辽代云冈石窟的再度兴盛和铸铁技术。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先生文章——

云冈石窟山顶

佛教寺院遗址考古收获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西16km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水的北岸，因北魏的大型佛教石窟闻名于世。

遵照国家文物局指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成云冈联合考古队，于2010年至2012年，配合云冈石窟山顶防渗水工程，发掘了云冈石窟山顶的两处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建筑遗址。

一

2010年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第一处遗址位于云冈石窟山顶西部，南距十里河约1km，东距明代军堡八字墙约70m，遗址南沿距窟顶边的距离是20—30m，对应山下具体石窟位置是，介于云冈石窟第35窟至第42窟之间。

2010年，在勘查基础上，布10m×10m发掘探方29个，后因为塔基南部在探方外，又整体南扩7m，扩方后，发掘面积达到3600m2。共清理北魏时期房址20余间、陶窑2座、塔基1处、灰坑1个，辽金时期房址2座、路1条、灰坑1个，明清时期灰坑13个、沟1条（图1）。

▲图1 2010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全貌

该遗址地层分四层，现代层、明清层、辽金层和北魏文化层。

第1层：黄褐色耕土，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含大量植物根系、少量炭粒、砂岩石块、料礓石、瓷片、瓦片、塑料制品等。深0.1—0.3m，叠压于此层的有现代坑、F1、方形塔基。

第2层：黄色粉沙土，土质略硬，结构较紧密、较纯净，含少量炭粒、小砾石、植物根系等。深0.15—0.6m，厚0—0.45m。该层部分探方有缺失，为明清文化层。出土有瓷片、陶片、瓦片等。叠压于此层的有F1。

第3层：褐黄色花土，土质较硬，结构较紧密，含炭粒、料礓石、小砾石、草拌泥块、瓦石、白灰皮碎块等。深0.13—1.35m，厚0—0.7m。该层在部分探方不存在，为辽金文化层，出土有陶片、板瓦、筒瓦碎片、瓷片、石刻佛像残件、红颜料石臼等，陶片可辨器形有罐、盆、器、盖等。叠压于此层下的遗迹有F1和塔基。

第4层：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软，含少量硬土块、料礓石、碎石块、木炭屑。深0.35—0.45m，厚0.2—0.35m。此层为北魏文化层。出土较多瓦片、少量陶片、文字瓦当残片、莲花纹瓦当残片、陶莲花构件、石莲花座、石刻构建等。

（一）遗址现存文化遗迹

发现一组较完整的北魏寺院遗迹，具体有北房、东房、西房、南房、塔基和砖瓦窑遗迹，之外还有辽金房屋遗迹和小路遗迹。

其中北房遗迹长61.5m，坐北朝南，由15间房组成，其中辽金的两间叠压于北魏房址之上。清理出北魏房屋13间。北魏房有套间和单间之分。最大套间东西为7.4m，南北为3.4m，其中里间东西为3.3m，南北为3.4m，门宽0.6m；外间东西为3m，南北为3.4m，门宽0.85m。房前面为柱础和散水，现存柱础12个，砂岩质地，覆盆素面，直径基本相同，如Z1，直径0.52m，柱洞直径0.1m。柱础与柱础之间距离不等，最长为5m，最短为2.5m。由遗迹观察，这排房应为前廊后室的建筑。房前柱础距前（南）墙约1.9m至2m。房墙为夯筑，厚0.65—0.85m，残高不等，最高为1米多，有的房内有土炕、火坑和烟道。

西房位于北房F6和F7南部，南北长13.5m，东西为5.9m，有房两间，F18和F19。房前发现柱础，布局与北房相同，也为前廊后室。

东房位于北房东端南部，长约18m，宽约4.4m，被一条现代沟打破，破毁严重，依稀可辨，共有3间房。

南房位于该遗址西南部，南邻砖瓦窑，两间门朝南，如F16，东西为2.9m，南北为3m，另一间又稍大些。还有的房门朝东，因破坏严重，难以清楚区别，只能看出大致轮廓。

塔基位于东西房中间靠南的位置，平面方形，边长南北14m，东西14.3m，现存高度约0.35—0.7m（图2）。台基四周是1.5m厚的夯土，夯土外包有片石，南面正中有一斜坡踏道，踏道宽约2.1m，长约5m。

▲图2 2010年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中的塔基遗迹

台基东西两侧约8m处，各有一个大柱础，直径约0.7m。

砖瓦窑遗迹位于遗址西南角，发现陶窑2个，编号Y501和Y502。如Y501，窑室南北长3.6，东西宽1.85—2.36m，深1m，窑门宽0.72m，残高0.85m。内并列3个三角形口的烟道，烟道直径为0.23—0.28m。窑口前面是北魏工作面，土中夹杂不少木炭碎屑。

在北房建筑遗迹中部，存在两间辽金建筑遗迹。叠压于北房遗迹之上，编号F1和F2，都是套间。

（二）出土遗物

主要是北魏建筑材料，在塔基周围探方，还发现釉陶板瓦，泥质红陶，泥条盘筑所制。梯形，形同素面板瓦。凹面带靑绿色釉，凸面素面，前端有一排指压痕迹。现以带釉瓦（釉陶板瓦）T502④为例介绍，泥质红陶，泥条盘筑而成。平面呈梯形，前宽后窄，断面呈弧状，外表磨光，施青绿釉，背面素面，留有制作时陶拍使用痕迹，前端背面留有指压纹18个。瓦身通长45.6cm，上宽25.4cm，下宽32cm，厚0.8—1.4cm。（图3）

▲图3 带釉板瓦凹面

建筑材料还有“传祚无穷”文字瓦当、莲花瓦当和莲花化身瓦当，还有莲花状建筑构件等。

在遗址间，出土大量北魏陶片，其中有的北魏陶器残片上还有“西窟”戳印。根据陶片，可见器形有陶盆、罐、钵等。另外发现一些石质佛像雕刻和供养人残片。

较醒目的是1件浅浮雕石板(T512④:64)。呈长方形，上方钻有1圆孔，似为便于悬挂。高46.5、上宽34.5、下宽37、厚3cm。石板上窄下宽，正面有图像，中部为一圆拱尖楣龛，龛楣饰忍冬纹。龛内图像由上而下：上面有一鼠形动物图案，头左尾右，双尖耳直立向上；下面有一动物轮廓，种属不详；最下为一立鸟，头左尾右，尖喙，3只不同的禽兽均朝向左侧一方。龛外左上有一狗，头向右。龛外侧中部有一直立人，面部清晰，头束发髻，身穿“V”领的上衣，系腰带，下身穿袴裤，右手执棒状物。人下有一狗，头向右，双耳直立，尾巴上卷。龛顶右上隅有一鼠形动物，其下有一人，跪姿，头戴尖顶帽，身穿“V”领上衣，右手上捧一钵，左手执一带柄器。龛外右侧中部有一人，半蹲半跪，束发髻，身穿“V”领上衣，腰系带，腰带中部似有带扣，右手执一件带柄方扇形器物，伸向龛内鼠形动物下方。龛外右下角有一雄狮，左耳向上，双目圆睁，阔口大张，颈部须髯发达下垂，前腿直立，后腿卧地（图4）。

▲图4 北魏佛教石板雕刻拓片

在辽金地层，残存河卵石排列的小径，宽约0.5m，弯弯曲曲，断断续续。

需要补充的是，在辽金房间遗迹地面上，残存许多煤粒炭屑，但在北魏房间地面，甚至陶窑前的工作面上，却不见煤炭踪迹。

二

2011-2012年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第二处遗址位于明代城堡东侧，2011年发掘，西距城堡5—27m，具体位置在云冈第5、第6窟上面的山顶。

该处遗址地势平缓，南部有一座大土堆，怀疑是塔基。发掘之初，先布探方20个。塔基发掘后，又向北部布方，共布方50个（图5）。

▲图5 探方俯视图

该遗址地层分四层，由上至下为现代层、明清层、辽金层和北魏文化层。

第1层：近现代耕土层，为黄褐色土，土质松软，土内含有少量筒板瓦碎片、釉瓦片、石块、陶片、瓷片、植物根系等，地层厚0.1—0.3m，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内。

第2层：明代文化层，为褐黄色粉沙土，土质较致密，土内含有少量石块、砖块、小礓石、植物根系等，此层厚0—0.21m。出土遗物有筒板瓦碎片、陶片、瓷片、釉瓦片、屋脊构件、滴水、瓦当等。

第3层：辽金文化层，为褐色土质，土质较致密，土内含有较多的炭粒、少量的木炭粒、石块、砖块、料礓石、植物根系等，此层厚0—0.3m，绝大部分探方存在该层。出土遗物有筒板瓦碎片、陶片、瓷片、屋脊构件、瓦当残片、滴水等。该层发现化铁炉30座，铸造井台一处。

第4层：北魏文化层，为黄褐花土，土质致密，土内含有少量料礓石、石块、夯土快、植物根系等。此层厚0.1—0.6m，分布在T20607及T20707。出土遗物有筒瓦、板瓦残片、“传祚无穷”和“富贵万岁”瓦当、陶莲花饰件、残存柱础和塔基。

4月发掘到8月下旬，探方基本发掘完毕，随后开始打掉隔梁。遗址面貌更清晰地展示出来，重要遗迹有塔基、石柱础、铸造井台、化铁炉、水井等遗迹（图6）。

▲图6 2011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一）北魏至辽金塔基

塔基位于遗址南部偏东，叠压于第1至第3层下，由北魏塔基和辽金塔基组合而成。其中北魏塔基平面近方形，底座南北长14、东西宽13.3、高2.05—3.3m，方向为北偏东7度。边缘用大小不等的砂岩片石和泥垒砌而成，片石长10—18、宽10—22、厚0—8cm。底座上为塔身，平面呈方形，长9、宽9、高0—1.3m。塔身边缘由大小不等的砂岩片石垒砌而成。塔身砌石内为夯土，结构致密，高于塔身，南北长7、东西宽7、高0.15—1.5m，夯层厚10—12cm。在北魏夯土表层，发现一个埋藏坑（MC2001），形状近似长方，内有泥塑佛像和菩萨像残块。

辽金塔基围绕中部北魏方形塔基扩筑而成，辽金塔基上窄下宽，平面呈八边形梯形，底部南北长22.1（包括北魏塔基）、东西宽 21.8m，上部南北长21.4、东西宽20.6、下部每边长9、上部每边长8.2—8.3、砌石高0.2—3.1m。（图7）

▲图7 2011年云冈辽金塔基平面图

北魏塔基和辽金塔基之间，填充大小不等的砂岩片石和石块，其中有北魏时期覆盆式柱础石残块、莲花瓣柱础石残块、长方形莲花饰件残石块等。为加固八边形石砌塔基，塔基由上而下，每隔约0.4m的片石和石块，即平铺一层木棍，起拉筋作用。

踏道位于塔基北部偏西，西南至东北向，塔基边缘和踏道用砂岩石块垒砌而成，石块长0.3—0.75、宽0.2—0.5、厚0.1—0.2m。

（二）辽金铸造遗址

位于塔基北部，包括铸造井台和30座化铁炉，中心是铸造井台，周围环绕30座化铁炉。铸造井台很特殊，为地穴式，由方形井、圆形工作台、通气道组成。东西长3.5m，南北长3.5m，深2.4m，地穴内有一个圆形工作台，直径2.2m，高0.2m。作坊四壁底部抹有草拌泥，并且烤成红色。

化铁炉30座（编号炉2001—2030）。位于发掘区中部偏东，平面布局以铸造井台为中心，近圆形排列，多数化铁炉体中心至铸造井台中心点直线距离为10.75—12m，少数距离不等。化铁炉平面近长方形，由炉室、炉膛、送风道和鼓风器组成。鼓风器在送风道前，平面呈长方形。堆积为深灰色土，结构疏松，含有砂岩石块、炭粒、锈蚀铁渣、烧裂的石块、硬土块等，可知化铁炉燃料主要是煤炭。出土遗物有坩埚残片、瓷片、陶片、瓦片等，可辨器形有北魏时期的水波纹陶片，辽金时期的坩埚、瓷碗、板瓦、筒瓦。

水井一处，打破生土及基岩。井从表面向下挖至基岩内。平面呈圆形袋状，口径1.48、底径2.20、深13m，包括井壁砌石范围和砌石井圈外的圆形井框两部。平面呈圆形，井壁用片石和凿过的弧形石块垒砌而成。井壁内外围填充物只有辽金器物残片，推知时代为辽金。

该遗址北部存在一个建筑遗迹，南北残长4.45—5.85m，东西宽1.15—4.1m。东侧南北向竖砌两层辽金长条砖，内平铺东西向辽金长条砖，西侧也竖砌两层辽金长条砖，之西平铺方砖。时代为辽金。

灰坑354座，时代为现代至辽金。

（三）出土遗物

有北魏时的泥塑佛像残块、瓦当残片、陶片、石构件、筒瓦和板瓦残片等。还有辽金时期的陶罐、瓷碗、瓷罐、瓦当、板瓦、滴水等。出土遗物较重要者为泥塑菩萨像，均残，共24件。模制。

头像6件。均为菩萨类头部残像。面相丰圆，脸较圆鼓，长眉细目，鼻梁高直，口小唇薄且嘴角上翘，大耳垂，戴耳珰，耳门轮廓清晰。依据头上戴宝冠与发髻形状，分为二型。

A 型：4件。菩萨头像。头戴高宝冠。依据头冠装饰图案的不同，可分二亚型。

Aa型：3件。莲花冠菩萨头像。MC2001:7，面相丰圆，五官俊秀，长眉细目，嘴角微微上翘（图8：1）。MC2001:8，面相丰圆，长眉细目，鼻梁高直，口小唇薄，嘴角微翘（图 8：2）。MC2001:14，面相风化严重。头戴三面宝冠，发际中分，冠饰呈红色，头发呈黑色。残高8.3、宽4.2、孔底边长1.6、两侧边长约1.3、残深4cm（图8：3）。

Ab型：1件(MC2001:22)。兽面冠菩萨头像。头冠为三面宝冠。中部塑一兽面装饰。头冠残高8.8、宽8.5、孔边长1.8、深2.3cm（图8：4）。

B型：2件。供养菩萨头像，束发。MC2001:12，面相丰圆，弯眉细目，残高7.3、宽4.4、孔边长1—1.3、深3.9cm（图8：5）。

残身像10件。坐佛，坐于重层仰莲座上，双手作禅定印。MC2001:9，佛像著圆领通肩袈裟，残高8.8、残 宽6、竖 孔 边 长0.4、深3.5cm（图8：6）。MC2001: 11，佛像衣纹线条流畅，残高8.5、宽6.2cm（图8：7）。MC2001:13，著圆领通肩袈裟，残高8.5、腿部残宽6.3、竖孔边长0.4cm（图8：8）。

▲图8 2011埋藏坑出土北魏佛像菩萨像残块

三

收获与意义

两处佛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收获，已如上述，分析归纳这些考古收获，还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一）遗址性质

2010年发掘的山顶遗址，南部有塔基，北部有住房，有塔有院，塔在院中，周围是僧房，有中国佛教寺院早期的特征。类似塔院结构的建筑，也见于巴基斯坦的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为犍陀罗典型遗址；另一个是克什米尔的赛度谢里夫一号佛教遗址，约建于1世纪，俱是“浮屠居中建造，僧房周匝设置，这应是天竺僧伽蓝中国化的最初尝试”。是一组塔院式结合的佛教建筑。不能忽视的是，出土遗物中，还有许多小型佛教石刻，因此从建筑结构和出土器物两方面看，再结合文献记载和云冈独特的地理位置，都可以表明，这是一个佛教寺院遗址。

2011年和2012年发掘的山顶遗址，主要遗迹有塔基、铸造工场、水井和建筑基址，出土器物中有大量小型佛教造像残块，因此可以认定，该遗址应该是一个佛教寺院遗址，但不是殿堂区域，未曾发现像样的建筑遗迹。

（二）遗址时代

2010年发掘的山顶佛教遗址，塔基和北房、东房、西房、南房和陶窑遗迹，从地层和出土器物两方面观察，都属于北魏。尽管遗址中有辽金两间房和小路遗迹，但所占比例过小。况且出土器物绝大多数时代为北魏，因此可以说，该遗址的时代主要是北魏，而且应该是北魏迁都前的遗址。进一步分析，此遗址少见大同操场城北魏宫殿遗址和方山永固陵遗址常见的压光黑瓦和瓦当，塔基内也没有河北定州北魏太和七年塔基中的石函，所以说，它的时代可能早于定州北魏寺院遗址，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佛教寺院遗址。

2011年发掘的第二处佛教寺院遗址，单就佛塔看，塔心是夯土所建，夯层清楚，平面为方形，符合北魏佛塔特征。因为从塔的形制看，北魏塔平面一般是方形或长方形，云冈石窟诸窟内，雕刻有成百的石塔，低的有三层塔，高的有九层塔，平面多是方形，有人研究认为：“云冈浮雕塔形,其造型的建筑特征，表现了实际的造塔式样，即为四面塔制。在北魏塔的形制中，可知方形的四面塔是主要的造塔规格”。上世纪90年代，云冈石窟研究院在山顶清理过一个北魏塔殿建筑基础，平面也是方形。方山永固陵南端山下，也有一座北魏塔基（思远浮屠），“塔心实体基部作正方形，南北残长12.05、东西残长12.2、残高1.25米”。原存于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北魏平城曹天度所造九层石塔，平面是方形，甚至大同市博物馆所藏出土北魏石塔模型、五台山南禅寺北魏石塔、山西沁县南涅水出土的北魏造像塔，平面亦为方形。另如河北、河南、辽宁发现的北魏塔，平面也多是方形，嵩岳寺塔是多边形。互相参证，可证明平面方形的塔在北魏最为流行。

而且，在北魏塔心上部埋藏坑发现的泥塑佛教造像残块，时代属于北魏，因此推定，这是一座北魏佛塔，反映出早在北魏，这里曾是一座寺院。仔细分辨，这座塔的塔心是北魏的，周边八角形塔基却是后代补建，因此在塔基充填物中，杂有不少北魏石构件。辽金时代的塔平面多为八边形，实物有应县木塔、灵丘觉山寺塔等，内蒙和东北辽塔也多为平面八角形，与现存塔基一致。因此可以说，这座塔的内心是北魏的，外围是辽代利用原有北魏塔心又有所扩建，改变成辽代风格。塔基周围出土大量辽金瓦片和瓦当、脊兽等，也能反映塔的时代。综合考虑，该塔的时代，应该是北魏至辽金。在大同已经发现几座北魏辽金佛塔遗迹，它们的异同，成为北魏至辽金寺院佛塔演变的物证。

（三）遗址功能

2010年发掘的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不仅有塔基，而且有北房、西房、南房和东房诸遗迹，这些建筑有的是前廊后室结构，典型如北房，房间数量较多，通过观察可知，有的房间有火炕和火坑，有使用痕迹，可见房间用途是居住。就出土器物分析，遗址存在数量不多的小型佛像残片，存量较多的是日用陶器残片，反映出这里是生活遗址，房间属于生活用房。房间面积不大，大的十几平米，小的不足十平米，出土许多陶器残片，房前柱础间距也证明开间不大的事实，可以肯定此建筑不是礼佛的殿堂。进一步观察，北房有的墙面涂有朱红颜色，这种墙面涂朱红的情况仅在大同操场城北魏皇宫遗址和方山永固陵前的陵寝遗址墙体上发现过，而且周围有许多板瓦、筒瓦和瓦当碎块，表明这批房都是很好的瓦房。通过前面的对比分析，可见这些房间装饰等级较高。结合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考虑，该遗址不是礼佛场所，却可能是译经场所或者僧侣生活修行区。

该遗址出土的塔基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塔基之一，塔基中部没发现埋藏坑和埋藏物。塔基边长约14m，夯土筑成，推知它本身高度不是太高。洛阳北魏永宁寺塔遗址发现后，塔基边长约100m。根据杨鸿勋和钟晓青的研究，塔基边长和塔高之比，约为1:1.5。以此推之，本塔基边长14m，高度约在20m左右。

在该遗址出土许多带釉板瓦，颜色是绿中泛黄，这批带釉瓦是目前北方地区最早的釉陶板瓦。它的大量发现，说明制作釉陶板瓦的技术已经成熟。带来的问题是，这些带釉瓦使用在哪里？根据遗址遗迹看，这里的建筑只有排房和佛塔，排房内外，存在大量陶制板瓦和筒瓦，按照一般情况分析，建筑材料与建筑本身的级别应当一致，顺此逻辑推测，陶制板瓦和筒瓦的质量和外观效果低于带釉陶瓦，应该是用于排房。佛塔等级高于排房，是该区域最高级别的礼仪建筑，带釉瓦是高级别建筑装饰材料，应该用于较高等级建筑，两者正相匹配。带釉瓦铺设于山顶 20m 高佛塔之上，在阳光照耀下，自然是流光溢彩，熠熠生辉，既是一个使游客仰望观赏、神摇目夺的大景物，也给云冈石窟增添了更浓厚的佛教气氛。

2011年发掘的寺院遗址塔基周围，没有发现房间，留存许多辽代琉璃瓦、琉璃瓦当和琉璃脊兽，表明这座塔在辽代也是大量使用了琉璃建筑材料。该塔基底部南北长22.1、东西宽21.8m，如果还是按照北魏塔基与塔高之比推算，该塔高度超过30m，也是非常壮观。

然而在塔的北部区域，发现面积数百平米的铸造遗址，反映出，该遗址的另一个用途是为寺院铸造铁器。

铸造遗址与辽代云冈寺院再度繁盛有密切关系。30个化铁炉环绕铸造井台，井台低于地面，如此完整的辽金铸造遗址极为少见，而且这种布局以前没有见过。查找史载，在《天工开物·冶铸篇》中有相关记载：“凡造万钧钟与铸鼎法同。掘坑深丈几尺，燥筑其中如房舍，埏泥作模骨。用石灰、三和土筑，不使有丝毫隙拆，干燥之后牛油、黄蜡附其上数寸。油蜡分两，油居十八，蜡居十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为，油不冻结）。油蜡墁定，然后雕镂书文、物象，丝发成就。然后舂筛绝细土与炭末为泥，涂墁以渐而加厚至数寸。使其内外透体干坚，外施火力灸化其中油蜡，从口上孔隙熔流净尽。则其中空处即钟鼎托体之区也。……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口斜低，以就钟鼎入铜孔，槽旁一齐红炭炽围，洪炉熔化时，决开槽梗（先泥土为梗塞住），一齐如水横流，从槽道中枧注而下，钟鼎成矣。凡万钧铁钟与炉、釜，其法皆同，而塑法则由人省啬也。

《天工开物》记载的“掘坑深丈几尺……四面筑炉”的地穴式方法与铸造遗址现状基本吻合，以遗址对比《天工开物》的记载，浇灌铁水的方式略有不同。由铸造遗址井台深度和直径观察，深度比《天工开物》记载要小，可知所铸的大型铸件高约2m，不是书中记载的高达一丈多的万钧（斤）大钟，而应该是数千斤的一个铸件。如此重量的铸件，且在寺院，推测最有可能是大铁钟。意料之外的是，我们随后调查时发现，这种掘地为坑、铸造铁钟的铸造方式，一直到今天，还在大同地区使用。

还需要注意，《天工开物》记载乃明代事象，而山顶铸铁遗址是五代或辽代早期遗址，据遗址化铁炉内遗存木炭做的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该遗址年代为 ：890AD（11.1%）905AD，910AD（57.1%）970AD，860AD（95.4%）990AD。与历史朝代相对应该是在后唐、后晋或辽早期。”比《天工开物》所记方法提前数百年。可知早在《天工开物》数百年前，已经出现这种极富智慧的地穴式铸造井台，再环绕化铁炉的铸造技术。特别是，遗址化铁炉伴随有鼓风器座遗迹，清晰可辨。这些新发现，对探索辽代冶金铸造史有重要价值。

以上仅是对遗址性质、年代和用途的初步分析和评估，如果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北魏至辽金两处佛教寺院遗址的发现，还具有更大价值或意义。具体地说，它对于重现和恢复云冈石窟北魏辽金时期的繁华旧貌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证据。

首先，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前期云冈佛教寺院的布局和范围，《水经注》卷13《㶟水》曾描述云冈石窟当年盛况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前四句完全可以印证，后四句现在只能想象，特别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意指云冈石窟不仅有大像洞窟，所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而且还有山堂和水殿，什么是山堂？位于哪里？多大规模？有何用途？以前一概不知。这次佛教寺院遗址的发现，解答了这些问题。原来山上还有许多史书未载的寺院，这些寺院功能不一，有的供人观瞻，有的供僧侣居住，甚至还有译经或修行的场所。山顶上的佛教建筑，就是《水经注》卷 13《㶟水》里记载的“山堂”。所谓“山堂”，不是一处单体建筑，而是泛指云冈石窟山顶的佛教建筑群。

▲图9“天长寺枕”器物底部

其次，2011年的发现对于研究山顶寺院也提供了新的资料。在2011年发掘的遗址中，有一个明清灰坑，出土一块绿釉陶碗足部残片（T20504H2044:3），足底有刻字，共四字，是“天长寺枕”，分两列，刻于器物底部，右边“天长寺”三字由上至下，为一列，左侧与“天”平行，又有一个“枕”，单独成列，按习惯，应读为“天长寺枕”（图9）。观察该器物，为辽金碗的足部，因此说它是“枕”，显然抵牾，应该是有别的意思。初步分析，四个刻字中，“天长寺”当属一词，表示一个寺院名称，“枕”当为另一个词，有另外含义。按照如此理解，可以进一步推测，此碗乃天长寺定制，所以烧制前刻了寺名，以免混淆。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遗址与此相邻的一个探方中，一个辽金灰坑出土一片灰陶盆残片（T20503H2352:2），外壁也刻有“天长”二字，自上往下排列（图10）。两次出现“天长”，其中一个明确有“天长寺”，不能不令人猜想，“天长”应是一个佛寺的名称。两片陶片出土于该遗址，是纯属偶然，还是该寺院遗址就是“天长寺”遗址？

▲图10 “天长”陶片

最后，关于云冈诸寺的名称，金皇统七年（1147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有记载，其曰；“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此十寺中，没有“天长寺”。另据北京图书馆藏《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石窟十寺，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后魏时建，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有一年。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其中也不见“天长寺”。

上述诸寺的修建年代和具体地点，学界尚不清楚。本次发掘出的佛寺遗址原为哪个寺院？仅凭目前资料，证据不足，难以认定。“天长寺”器物的发现，带来新的信息，进一步分析，或许它是十大寺某个寺院的别称，抑或是一个辽金史碑不载的寺院名称。

今后需要探讨的是，这个天长寺，是北魏已经存在的寺院，还是仅存在于辽金时期？无论是什么，都可以证明，从北魏到辽金，山顶沿线，曾存在着十个甚至更多佛教寺院，与山下石窟互相媲美，相映成辉，成为云冈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山顶佛教寺院遗址的陆续发现，是研究云冈石窟变迁的重要资料，显然有助于研究云冈寺院在北魏和辽金不同时代的布局、规模与变化轨迹。

▲云冈石窟

作者简介

张庆捷，考古学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丝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多年从事汉唐考古和历史研究，独著和参与的著作主要有《太原隋虞弘墓》《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考古杂采》《云冈石窟山顶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发表论文百余篇。